| [1] | 拉伦兹，见前注[13],页220。
|
| [2] | 参见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
|
| [3] | 参见刘翀：“论目的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以美国法律过程学派的目的主义版本为中心的分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
|
| [4] | 参见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
| [5] |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190。
|
| [6] | 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
| [7] | 参见万毅：“新刑诉法证人出庭制度的若干法解释问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
| [8] | 参见吴光升：“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风险控制”,《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
| [9] | 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
| [10] | 参见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
|
| [11] | 分布在不同年龄阶段、学历层次的500份问卷中，有43.5%的人选择了不愿意为父母做不利于他们的证言，30.6%的人选择了要作伪证，为父母开脱罪名。参见张艳馨、张风荣：“情与法的共存”,《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0期。
|
| [12] | 参见李奋飞：“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说开去”，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14日，第10版。
|
| [13] | 参见陈瑞华：“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
| [14] | 鲁道夫·冯.耶林语，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页109。
|
| [15] |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220。
|
| [16] | 参见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
| [17] | 强世功，见前注[7]。
|
| [18] | 参见陈卫东：“立法原意应当如何探寻——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整体评价”,《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 [19] | （澳）唐·埃德加、海伦·格莱泽：“家庭和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历程与私生活的再建”，仕琦译，《国家社会科学杂志》1995年第1期。
|
| [20] | 参见刘鹤玲：“亲缘选择理论：生物有机体的亲缘利他行为及其基因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2卷第1期。
|
| [21] | 参见苏力：“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法学》2011年第6期。
|
| [22] | 参见李曙明：“让马加爵的骨灰早日回家”，载《检察日报》2007年4月28日。
|
| [23] | 参见蒋伟：“邱兴华之妻怕受歧视为孩子改姓”，载《重庆晨报》2007年7月14日，第27版。
|
| [24] | 参见李奋飞：“刑事诉讼应减少‘殃及效果’”，载《法制日报》2012年4月11日，第10版。
|
| [25] | （美）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9以下。
|
| [26] | 参见王剑虹：《亲属拒证特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176。
|
| [27] | 参见（美）纳德·巴伯：《信任：信任的逻辑与局限》，牟斌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2。
|
| [28] | 参见朱虹：“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
| [29] | 万毅，见前注[5]。
|
| [30] | 参见郭齐勇：“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
| [31]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226。
|
| [32] | 参见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最新修正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406。
|
| [33] | 段江丽：《礼法与人情》，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43。
|
| [34] |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78。
|
| [35] | 刘国：“目的解释之真谛——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辩考”,《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
| [36] | 宋振武：“重返刑事诉讼目的单一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第2期。
|
| [37] | 转引自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
| [38] | 陈瑞华：“论证人证言规则”,《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
| [39] | 贝卡利亚，见前注[34],页78。
|
| [40] | 陈瑞华，见前注[38]。
|
| [41] | 有学者认为，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被告人始终出席法庭审判，对于存心作伪证的证人是一种天然的威慑；第二，控辩双方、审判法官均可对证人作证时的神情、举止进行现场观察，从而有助于判断证言的真假；第三，通过证人亲自在法庭上作证，控辩双方均可向证人发问，以发现证人证言中的虚假成分、漏洞和矛盾，从而辨明真相，去伪存真。参见易延友：“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
| [42] | 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参加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
| [43] | 参见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
| [44] | 参见林劲松：“刑事审判书面印证的负效应”,《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6期。
|
| [45] |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质证的含义。按照多卷本《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质证就是质疑、验证的意思。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法学词典》（增订本）将“质证”解释为“对证人证言进一步提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义，并确认其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质证”与“反诘”或者“交叉询问”、“反询问”的意思相同。其性质属于控辩双方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控辩双方为了充分履行攻击或防御职能，有权利对相对方提出的证人及其证言提出质疑，防止虚伪不实的证言被采纳为判决的依据。如果证人不出庭，相对方只能对证言提出质疑，但却根本无法对证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质证必然流于形式。参见张建伟：“‘质证’的误解误用及其本义”，载《检察日报》2012年11月1日，第3版。
|
| [46] | 有学者指出，这种对鉴定意见与证言笔录明显区别对待的制度安排，似乎没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和相当性。陈瑞华，见前注[43]。
|
| [47] | 有学者指出，这种情况下的庭外证言更是具有内在的不可靠性。因为，这些人很容易出于自身利益而背叛其他共犯者。一旦某人被指控共谋犯罪，他就可以通过对其共犯者提供入罪的证据而使自己获得开脱。参见龙宗智：“薄熙来案审判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探析”,《法学》2013年第10期。
|
| [48] | 参见杨文革：“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
| [49] | 有学者以样本法院为例进行了分析，“若以受到异议的证人数计算，其在全部证人总数中仅占5%（96/1905）。在这需要出庭的证人当中，又有25%的证人已经出庭”。易延友，见前注[41]。
|
| [50] |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参见刘作翔：“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
| [51] | 参见李奋飞：“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以复仇愿望的实现为中心”,《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
|
| [52] | 参见史立梅：“美国对质权条款与传闻证据规则关系之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6期。
|
| [53] | 参见易延友：“‘眼球对眼球的权利’——对质权制度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1期。
|
| [54] | Crawford v. Washington, 541 U.S. 36（2004）.
|
| [55] | 易延友，见前注[41]。
|
| [56] | 何家弘：“中国已确立沉默权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8月1日，第6版。
|
| [57] | 对于该条规定的法解释，存在着以下争议：首先，该条规定在《宪法》的第3章“国家机构”第7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而非在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这是否意味着获得辩护并非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而仅是人民法院的司法原则？其次，根据本条的规定，享有获得辩护权的主体仅为“被告人”，它是否可以扩大解释为也包括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参见熊秋红：“刑事辩护的规范体系及其运行环境”,《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
| [58] | 同上注。
|
| [59] | 参见李奋飞：“翻供不应从严”,《财经》2013年第26期。
|
| [60] | 参见郭天武：“论我国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
|
| [61] | 针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中国法律已确立了自行调查和申请调查两种模式。前者属于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民间调查，在遭遇被调查者拒绝时经常面临难以获得救济的问题。后者作为律师申请检察院或法院亲自调查的取证方式，在遭到法院或检察院拒绝时也会出现救济途径不畅通的问题。参见陈瑞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三种模式”,《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
|
| [62] | 转引自熊秋红：“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之反思——以对质权为中心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
| [63] | 参见梁迎修：“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
| [64] | 拉伦兹，见前注[13],页285。
|
| [65] | 梁迎修，见前注[63]。
|
| [66] | 刘佳：“权利冲突内涵的法理批判”,《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
| [67] | 参见易延友：“保障‘眼球对眼球的权利’”，载《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7日。
|
| [68] | 易延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
| [69] | 参见熊秋红：“修改刑事诉讼法应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载《法制日报》2005年12月21日。
|
| [70] | 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页15。
|
| [71] | （英）边沁：《政府论》，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479。
|
| [72] | 参见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
| [73] | 参见万毅：“刑事诉讼法解释论”,《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
| [74] | 参见张明楷：“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载《法制日报》2013年8月7日，第11版。
|
| [75] | 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
| [76] | 拉伦兹，见前注[13],页77。
|
| [77] | 参见陈瑞华：“论被告人的自主性辩护权——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法学家》2013年第6期。
|
| [78] | 有学者指出，虽然《看守所条例》中并没有明示，但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保障在押人员诉讼权利的职能。顾永忠：“论看守所职能的重新定位——以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为分析背景”,《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
|
| [79] | 陈瑞华，见前注[77]。
|
| [80] | 参见陈瑞华：“论被告人的阅卷权”,《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 [81] | （美）安德雷·马默主编：《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张卓明、徐宗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8。
|
| [82] | 参见吉冠浩：“刑诉法研习中法教义学之提倡——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切入”,《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
|
| [83] | 纵博：“‘后修法时代’的刑事诉讼法律方法研究引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