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行践

从就读博士班时期的马里兰大学，到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再到现在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离乡赴美转眼已三十余年，教学与教育始终是我的核心工作，教过的学生超过万人且遍及世界各地与各行各业。每一年，学校都例行性地迎新送旧，我也经常收到毕业学生的回馈，但是，每当有学生告诉我，当年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观念或某一段对话如何帮助他们的事业、家庭或生活时，还是让期许成为一位“学行合一”管理学者的我，备感欣慰。2014年，有幸获颁国际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AOM）“杰出教育家终身成就奖”，一方面深受鼓励，另一方面更感责任重大。感今怀昔，我之所以兢兢业业、终日乾乾，热衷于教学育人，三四十年如一日，早年在台求学及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多位良师对我的启发与教导，实为个中关键；其中，尤以先师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为最。 事实上，在美最初的二十余年，因忙于取得博士学位、初任教职，再加上美国一流名校对科研、教学等专业的严格要求，因此，我的重点全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没有时间接触传统中国的学问，自然也就很少温故知新，重习恩师爱新觉罗毓鋆当年谆谆教诲的《四书》《大易》《春秋》《老子》《庄子》《孙子》等诸子之道。一直到几年前，当我重新审视我首创的“动态竞争”（competitive dynamics）与“文化双融”（ambiculturalism）理论时，才惊觉恩师当年播种的华夏智慧，早已悄然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教学与做人行事，并根植于这两个理论之中。回想当年在台北天德黉舍（奉元书院前身）读书时少不经事，国学基础也不扎实，很难想象四五年的私塾生涯会对我平日所思、所学、所行及下半辈子从事的管理学术与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离台后，即长居美国，很少再回黉舍。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一次拜望老师是2006年短暂回台北期间。黉舍位于台湾大学附近罗斯福路的巷弄中，老师晚上九点刚下课，随即在地下室的教室中接见我，谈完离开时已是隔日凌晨一点过后！当时他老人家虽已年过百岁，却仍一如既往地神采奕奕、目光如炬、字字珠玑，让我茅塞大开，受益良多。老师的教诲，个人始终铭记于心，不敢或忘。2011年，老师辞世，迄今已近七载，海内外门生追思怀念的书籍及文章相当多，内容真切感人，阅读后不仅让人留下哲人日已远的无限追思，更令人动容，产生见贤思齐、效法承传之心。 文化、思想、精神的传承，严格来说用“承传”两个字更贴切。先“承”才能“传”，承先才能启后，先继承才能薪火相传，一棒一棒的交（教）下去。至于“承”什么、“传”什么？怎么“承”、怎么“传”？这几年来，我最大的体悟就是“继志述事”，继续先人之志、遵循先人之事；用白话来说，就是承继前人（辈）的志向愿景（“志者，心之所主”），接续发展他们遗留下来的心愿与事业。以下，谨由管理学术与教学行践的专业及经验出发，略抒我个人如何承传毓老师的教育理念，藉此表达对恩师无限的追思与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