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规划“普遍性”？——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与“独特普遍性”的构想

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通过重读索绪尔以及德里达、时枝城记对索绪尔的阅读来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对“表层阅读”的方法论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用这种方法来重读经典。由此相关，本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同样具有双重性不仅阅读柄谷的论述，而且更要重读他如何阅读索绪尔以及德里达、时枝城记对索绪尔的阅读，加上德里达对柄谷的文章的直接回应，使得人们能更切近地观察到对阅读者的再阅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重读，柄谷行人将东西方重要的语言理论纳入到批判视野中。这种批判不仅是语言的批判，更是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立足于东亚——具体表现为西方、日本和中国之间复杂的语言关系——特殊历史经验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一种“特殊性”对“普遍性”的批判，柄谷行人力图将自己思考的“日本问题”加以“普遍化”，《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对现代性批判包含了透过“独特性”重新创造“普遍性”的可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