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境庐诗草》到《静庵诗稿》？——对钱钟书《谈艺录》的“照着说”与“接着说”

学术史意义上的“照着说”与“接着说”，是期待后学在领悟先哲在给定论域所达到的高度（峰值）之同时，不妨追问其相应的限度（边界）。这落到《谈艺录》对黄遵宪与王国维的诗学抑扬一案，也就呈示钱钟书的审美眼光暨文化视野，比梁启超更经得起证伪。就清末学界诗坛而言，能真正让西学义谛（而非西洋制度名物之皮毛）水乳交融于旧体诗的代表人物，委实惟有王国维，而不是梁所推崇的黄遵宪。文学史界若至今未能“照着说”出钱在1948年的这一卓识，未免有遗珠之憾。至于为何留日不到一年的王国维对西学义谛的细深体悟，远非出使欧美近廿年的黄遵宪所能及？这个本应由钱钟书提出且回答、却终究未提出与回答的关键问题，客观上是为后学对先哲的“接着说”腾出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