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参见赵杜民：“关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内容的再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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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当时处理“右派分子”的方式除劳动教养以外，还有“监督劳动”、“自谋出路”、“降级降职”等。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其中的党团员一般都开除党团籍，学生开除学籍，公职人员则开除公职。右派分子甚至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起，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甚至就连右派分子的子女也被视为“黑五类”子女，不仅失去入党入团的资格，而且不能参军、上大学、进工厂。参见赵杜民：“关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内容的再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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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958年1月29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提出了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其中最严厉的处理方式就是劳动教养。薛晓蔚：《劳动教养制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页3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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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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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一位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受到劳动教养的人士曾回忆道：“如果是劳动改造，……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时间，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这个《决定》，却对劳动教养期限的长短没有作出任何规定……那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9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我由衷地赞美这个补充规定。我想，许多被劳动教养过的右派分子都会想，如果这时被劳动教养，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悬念和失望了。”参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页492，转引自薛晓蔚：《劳动教养制度研究》，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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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夏宗素、张进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页4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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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61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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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虞宝棠：《当代中国四十年记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页34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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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夏宗素、张进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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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人民日报》评论员：“继续办好劳动教养”，《人民日报》1980年2月26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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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当然，这只是在书面法律中得到了实现。在这一文件实施之后，强制劳动没有像劳动教养那样完成由政治性措施向行政性措施的合法性转换，而被彻底废除了。但是，收容审查却在实践中保留了下来，成为与劳动教养并驾齐驱的行政性羁押措施，甚至后来被广泛地转用到刑事诉讼之中，成为公安机关获得充分侦查破案时间的制度资源。直到1996年，最高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大刑事拘留的适用对象，延长刑事拘留的期限，才最终将收容审查吸收到刑事强制措施之中，收容审查从制度上才被最终停止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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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对于这一点，读者可参见陈瑞华：“警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法学》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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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转引自薛晓蔚：《劳动教养制度研究》，页10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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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储槐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法制日报》199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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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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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关于劳动教养的“保安处分化”及其局限性问题，读者可参见陈瑞华：“警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法学》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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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陈瑞华：“警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劳动教养为范例的分析”，《法学》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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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或许，在研究劳动教养问题时，我们可以借用鲁迅的一篇短文的标题进行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假如真的成功地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那么，那些本可以按照劳动教养处理的“违法犯罪分子”怎么处理呢？你能保证他们不被采取收容教养、收容遣送、收容教育等行政性羁押手段吗？看来，在劳动教养问题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任意剥夺的制度和观念环境。这一制度性“病根”得不到消除，那么，诸如劳动教养甚至“收容审查”之类的“肿瘤”纵然被暂时割除，它们迟早也会在别的“部位”或者以别的形式发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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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页13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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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有关初创时期劳动教养制度的特点，读者可参见夏宗素、张进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页3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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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转引自王素莉、刘志光：“反右派斗争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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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页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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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李华兴：“1957年：良机与逆转”，《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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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60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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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李华兴：“1957年：良机与逆转”，《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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