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一般来讲，“欧洲联盟法（欧盟法）”和“欧共体法”或“共同体法”是通用的，因为欧共体法是欧盟法的核心。但是，严格地讲，欧盟法的范畴比欧共体法广泛。欧共体法是指以《欧洲共同体条约》为基础而形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包括共同体机构的立法。欧盟法除包括欧盟第一个支柱——欧洲共同体的法律之外，还包括欧盟其它两个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Policy—CFSP）”和“刑事领域的警务和司法合作（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等方面的法律。也包括欧盟成员国这两方面的相关立法。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前，第三支柱原先为“司法和内务（Justice and Home Affairs—JHA）”合作。但《阿姆斯特丹条约》修改了《欧洲联盟条约》，司法和内务合作的一部分内容并入了第一支柱——欧洲共同体，剩余的部分经补充后改变为刑事领域的警务和司法合作。欧共体法具有不同于欧盟其他两个支柱下的法律的特点。其他两个支柱下法律具有政府间国际合作法律的性质，而欧共体法具有超国家法律的特点。欧共体法的超国家性突出体现为欧共体的直接效力原则和最高效力原则。本文中，欧共体法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法”和“欧共体法”的含义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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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共同体法的另一个特征是共同体法的最高效力（supremacy）。最高效力是指共同体法的效力优于其成员国的国内法。正如欧洲法院在Simmenthal案（case 106／77，（1978）ECR 629）中所指出的：就欧共体基础条约的条款、欧共体机构制的可直接适用的措施和成员国国内法的关系来讲，前者不仅仅在其生效之日起就使得成员国国内法中与之相抵触的条文自动不适用，而且还优先于每个成员国境内所适用的法律，并且排除了成员国采用与共同体法所不一致的新的立法措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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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需要指出的是，直接效力和直接适用（direct application）的含义是不同的。直接适用是指共同体法可在其成员国直接成为法律并适用，无须成员国采取任何实施措施。直接适用是共同体法产生直接效力的前提，但并非所有可直接适用的共同体法律规范都一定具有直接效力。可直接适用的共同体法律规范还需具备一定条件才能产生直接效力。参见T．Winter，Direct Applicability and Direct Effect：Two Distinct and Different Concepts in Community Law，（1972）9 CMLRev．p425和Pavlos Eleftheriadis，‘The Direct Effect of Community Law：Conceptual lssues’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1996（10），p205。不过，在实践中，欧洲法院对直接效力和直接适用是替代使用的。正如总法务官（AdLvocate General）Mayras在Reyners v．Belgian State（case 2／74[1974]ECR631）所陈述的：“可直接适用的共同体法律规范是在成员国产生效力的法律的组成部分并且为个人主体创设可在法院援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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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Case 26／62，Nv Algemene Transporten Expeditie Onderneming van Gend en Loose v．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1963）EC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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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在欧洲联盟成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为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更名为《欧洲共同体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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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在《阿姆斯特丹条约》后，《欧洲共同体条约》作了修改，其条文的顺序和编码又重新进行了排列。该条现为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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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先行裁决（preliminary rulings）程序是成员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就涉及共同体法解释方面的问题请求欧洲法院予以裁决的程序。该程序规定于欧共体条约第234条（原第177条）。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可提起先行裁决程序的成员国“法院”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欧洲法院根据一个机构是否根据法律设立、是否是常设的、是否有强制管辖权、是否独立等因素来认定该机构是否为先行裁决程序下的成员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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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Paul Craig &，Grainne De Burca EU LAW 2nd．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p．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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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欧共体机构制定的规则、决定和指令又称为欧共体的二级立法（secondary legislation）。欧共体条约、欧洲联盟条约等建立共同体制度基础的条约则称为根本（Primary）立法或基础条约（founding treaties）。需要指出的是，共同体条约、规则、决定和指令的条文具有直接效力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是不同的。比如，规则由于可在成员国直接适用，一般被认为具有直接效力。指令由于其目标之实现需要成员国的实施措施，一般不具有直接效力。如果成员国未能在指令限定的期限内履行其义务，且指令条文内容明确、无条件，此时指令将会产生直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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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Miquel Montana l MORA，Equilibrium：A Rediscovered Basis for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rmmities to the U．mguay Round Agreement，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0（4），1996，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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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Eeckhout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直接效力：第一种为某协定是否直接创设有效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种为特定条文是否足够清楚和无条件地为法院在解决特定争端时所适用。但欧洲法院对关贸总协定直接效力的审查从来没有到达过第二种情况。参见Pier Eeckhout，The Domestic Legal Status of the WTO Agreement，C．M．L．Rev（34），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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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Case 9／73，Sehluter v．Hauptzollant Lorrach（1973）ECR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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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Case 266／81，SIOT v．Ministero delle Finanze（1983）ECR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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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Cases 267—9／81，Amministrazione delle Finanze dello State v．SPI＆SAMI[1983]ECR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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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Case C一280／93，（1994）ECR I—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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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现为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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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比如参见Ernst—Ulrich Petersmann，Application of GATT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83）C．M．L．Rev，PP．42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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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Ernst—Ulrich Petersmann，Strengthening the Domestic Legal Framework of the GATT Muitilateral Trade System：Possibilities and Problems of Making GATT Rules Effective in Domestic Legal Systems，The New GATT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edited by Ernst—Ulrich Petersmann ＆Meinhard Hilf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xs 1988，pp．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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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Judson Osterhoudt Berkey，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Direct Effect for the GATT：A Question Worth Revisiting，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9，1998 No．4，PP．62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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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Case C—192／89，S．Z．Sevince v．Scaatsecretaris van Justitie（1990）ECR 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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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Ernst—Ulrich Petersmann前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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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Judsorl Osterhoudt Berkey，前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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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Judsorl Osterhoudt Berkey，前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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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Judsorl Osterhoudt Berkey，前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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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不过，在Kupferberg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共同体签订的协定下某一缔约方的法院认为协定的某些条款具有直接效力而另一缔约方法院持相反意见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因此而缺乏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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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John H．Jackson，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3rd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95，pp．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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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Case 270／80，Polydor Ltd．and RSO Records Inc．v．Harlequin Record Shoops．and Simons Records Records Ltd．[1982]ECR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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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比如GATT第11条关于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与共同体条约第28条（原第30条）关于取消成员国之间数量限制的规定类似。共同体条约第28条具有直接效力，但在l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案中，欧洲法院判定CATT第11条没有直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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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Pierre Pescatore，Introduction，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GATT．edited by Meinhard Hilf，Francis G．．Jacobs，Ernst—Ul—rich．Petersmann，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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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这四个附件为：（1）附件1：附件1A——多边货物贸易协议，包括：1994GATT、农产品协议、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关于履行1994年GATT第六条的协议（即反倾销协议）、关于履行1994年GATT第七条的协议（即海关估价协议）、装运前检验协议、原产地规则协议、进口许可程序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保障措施协议；附件lB_一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各附件；附件lC——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2）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3）附件3贸易政策审议机制。（4）附件上诸边贸易协议：民用航空器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国际牛肉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和国际牛肉协议由于期限届满，现已不复存在——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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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WTO协议第11条规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已是1947GATT的缔约方。以及欧共体，凡接受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定，并在1994GATT附有减让和承诺表，在GATS附有具体承诺表的，成为WTO的创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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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Opinion 1／94，[1994]ECRI一5267。虽然称为“意见”，但欧洲法院的意见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300条（原228条）的规定，理事会、委员会和欧共体的成员国可以就签订的协定是否符合缔结程序获得欧洲法院的意见；如果欧洲法院的意见是否定的，则该协定只能依照《欧洲联盟条约》第48条的规定生效。《欧洲联盟条约》第48条是关于修改建立欧洲联盟的各条约的程序，而且其修改程序非常严格，因此理事会、委员会和成员国应当尊重欧洲法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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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这些谅解包括：关于解释1994GATT第2条第1款（b）的谅解；关于解释1994GATT第17条的谅解；关于1994GATT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关于解释1994GATT第24条的谅解；关于1994GATT下豁免义务的谅解；关于解释1994GATT第28条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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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关于1947GATT的先天缺陷的论述，参见John H．Jackson前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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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Royal Institute of l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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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保障措施协议第12条第1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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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这些协议包括；WTO协议；多边贸易协议（多边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诸边贸易协议。谅解的规则适用于诸边贸易协议时应依据每个诸边协议下的缔约方同意适用谅解的决定，包括谅解附件2中的任何特殊或附加程序的适用也应如此，并通知D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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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3根据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的第20条，除非争端当事方同意，在无上诉的情况下，DSB应自DSB建立专家组之13起9个月内通过专家组报告，在上诉时应自DSB建立专家组之13起12个月内通过上诉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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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Case C—183／95，（1997）ECR I—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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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专属权限（exclusive competence）和共有权限（concurrent competence）是欧共体行使其缔约能力的两种权限。在欧共体享有专属权限的领域，成员国不再享有缔结条约的权利。共有权限则是指欧共体和成员国都享有同第三国缔结条约的权利。参见斯奈德著，宋英编译：《欧洲联盟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页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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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Claus—Dieter Ehlermann，Application of GATT Rul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GATT，edit—ed by Meinhard Hilf．Francis G．Jacobs，Ernst—Ulrich Petersmann，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6，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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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国际法院对于向其提交的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裁判时应适用：（1）不论一般或特别的国际条约，为争端当事国所明确承认者；（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国家所承认者；（4）司法判例和各国最权威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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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Case 87／75，Bresciani v．Amministrazione delle Finanze（1976）ECR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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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现已为洛美协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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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1963年的雅温得协定的第2（1）条的内容为：“原产于联系国的货物在进口到共同体成员国境内时，享受渐进取消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费用的优惠”。1969年雅温得协定的第2（1）条的内容为：“原产于联系国的产品在进口到共同体时应免于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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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Case 104／81，Hauptzollant Mainz V．Kaupferberg（1982）ECR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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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请注意，该案发生于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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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葡萄牙——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第21条第一段的内容为：“缔约方应防止采用任何这样的财政措施或作法：直接或间接地在缔约一方产品和原产于缔约另一方的相同产品之间建立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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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Case C—192／89，S．Z．Sevince．V Staatsecretaris van Justitie（1990）ECRI—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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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Case 21—24／72，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v．Produktschap voor Groenten en Fruit [1972]ECR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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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具体来讲，欧共体受GATT约束的原因除了欧洲法院指出的这一点外，还包括：共同体本身愿意受GATT规则约束；GATT的缔约方也承认共同体取代其成员国而履行在GAIT下的承诺；共同体事实上参与GATr的运行和活动。参见Marc Maresceau，The GATT in the Case—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The European，Community and CATT，edited by Meinhard Hill，Francis G．Jacobs，Ernst—Ulrich Petersmann，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6，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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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Joined Case C—364／95 and C—365／95，T．Port GmbH & Co．V．Hauptzollamt Hamburg—Jonas，（1998）ECR I—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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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Case C一53／96，Hermes International V．FHT Marketing Choice B．V．，（1998）ECR I—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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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Case C—149／96．http：／／curia．e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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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Geert A．Zonnekeyn，The Status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Journal of World Trade 34（3）：111—1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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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O．J．1996L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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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指共同体与非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建立非对称义务或创立特殊一体化关系的协议，就象法院在Kupferberg案中被要求的解释的那种协议。笔者对此的理解为：在Kupferberg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共同体签订的协定下某一缔约方的法院认为协定的某些条款具有直接效力而另一缔约方法院持相反意见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因此而缺乏对等。但是，由于WTO协议不同于Kupferberg案中的协议，因此，WTO的成员如果有的给予WTO协议直接效力，有的不给予，就会存在不对等的情况。鉴于共同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其国内司法机构在审查国内法的合法性时将不适用砌协议，如果WTO协议在共同体有直接效力，共同体将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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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WTO协议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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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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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的第10条，在WTO协议生效时依然存在的所有根据1947GATT第19条采取的保障措施，WTO成员应当在不迟于该措施首次适用时起8年，或者WTO协议生效后5年终止这些措施，以前述两个时间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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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笔者对此的理解为：上诉机构受理上诉限于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因此，DSB通过的报告也会涉及到对WTO协议的解释。但是，由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有解释WTO协议的专有权限，这就会限制DSB的解释和审理。不过，在作者看来，这更多的是理论方面的担忧。因为OSB和总理事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二者成员相同，只不过总理事会在和DSB在职能上不同。另外，总理事会和部长会议对WTO协议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而DSB通过的报告，其建议和裁决中对WTO协议的解释则带有司法解释的味道。况且，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WTO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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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case 104／81，Hauptzollant Mainz F．Kaupferberg（1982）ECR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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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Judson Osterhoudt Berkey前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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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 Explanatory Memorandum to COM（94）143 final of 15 Apri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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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WT／DSl52／R，第7．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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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 Paul Craig ＆ Grainne De Burca前注[8]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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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 case C—70／87，Fediol v．Commission，ECR（1989）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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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Case C—69／89，Nakajima All Precision Co．Ltd．V．Council，ECR（1991）I—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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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 Paul Craig ＆ Grainne De Burca前注[8]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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