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郭道晖:“论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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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全炳梓:“多元社会中法律的性质与作用”,第2次亚洲法哲学大会论文,中译文见《法制现代化研究》第5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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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上海社科院《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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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郭道晖:“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亚洲法哲学第2次大会论文,《法制现代化研究》第5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49—359;“论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亚洲法哲学第3次大会论文,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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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本文所讲的“社会”专指相对于国家的民间社会;社会权力也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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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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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参阅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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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解禁”指解除党禁和报禁。据统计1980年开始以来,台湾社会运动多达17种。肖新煌:“多重性格的本土社运出击”,转引自肖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公司199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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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法新社巴黎1999年2月25日电:“欧洲绿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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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美、欧、日三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民主的危机》,台湾中译本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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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据美国保险公司安邦集团的评估,这次恐怖袭击对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其中仅美国资本市场的损失预计超过一千亿美元。转引自2001年9月17日《检察日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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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见意大利《共和国报》2001年9月18日文章:《埃里克·霍布斯鲍恩说“这些恐怖分子属于一个‘备用’领导阶层”》。转引自《参考消息》2001年9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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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顿纳斯·德·隆:《权力,它的形成、基础和作用》,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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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狄骥:《宪法论》,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资料选编》,北大出版社1983年版,页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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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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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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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同上书第3卷,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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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辛筑:“迎接社会力主导时代的来临”,载台湾徐正光、张晓春、肖新煌编《自力救济》一书,台湾敦理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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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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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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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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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参阅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安杰·福尔默:《法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德行政法研讨会论文,1999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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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本文作者另篇论文:“论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该文是作者提交第3次亚洲法哲学大会的论文。此外,关于道德为何也是一种权力.请参阅郭道晖:“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一文,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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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2000年5月,菲律宾一位黑客抛出“爱情信件”病毒,导致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收到700万封“我爱你”的电子邮件,美国国家宇航局一千份文件被毁,劳工部受攻击后恢复工作需要1600雇员小时。这次电脑攻击给美国带来的损失相当于一座小城市遭到地毯式的轰炸。见美国《外交》双月刊2001年5、6月号文章:“虚拟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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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安杰·福尔默,同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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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同注[7],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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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莫里斯·迪韦尔热,见前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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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狄骥,见前注[11],页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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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据日本企划厅(现为内阁府)2000年出版的《国民生活方式白皮书》的统计,日本志愿者的数量已由1994年大约500万人,急剧上升到现今的700万。一桥大学的福田雅章教授评价说:“志愿主义是全世界人民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有助于他们寻找自己生活中的快乐。”见《日本瞭望》月刊200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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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肖新煌:“对‘宽裕’、‘多元’和‘社会力’的沉思”,原载台湾《中国时报》,1985年5月4日,后收入肖新煌等著《社会转型》一书,敦理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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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安杰·福尔默,前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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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法国《费加罗报》1998年5月7日文章:“亲以色列压力集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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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见民政部发展统计快报,引自民政部因特网址www.mca.gov.cn。但这一数字,比之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间组织,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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