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唯一似乎算是对现行法有些不同的，是第53条规定的野生植物资源，可是仔细一想，还是不对，因为这里规定的是“法律规定国家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说，本条并非有关资源属于国有的直接依据，必须是其他“法律”有规定才行，可是有关野生植物资源的现行法并无国有的规定，包括专门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所以，关于野生植物资源的规定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连照抄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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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法人有很多类型，各类法人之下谁来代表法人行使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是各类法人的组织法所决定的事项，比如《公司法》上关于法人机关的设置以及职权的规定，为什么独独国家的问题就需要《物权法》来规定，而不在其他法律中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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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法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6条第1款），其取得物权的权利能力在一般意义上与其他法人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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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一个间接的涉及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第3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显示村农民可以集体拥有土地外的其他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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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另外，从技术上说，第2—4款从功能上规定了生产等“设施”，也是物权法的原理所排斥的。而且，本条并没有彻底解决农民“集体”的权利主体地位问题（权利能力的享有及其范围问题），比如各类知识产权的享有、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承担等。这也是笔者认为必须通过组织法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试图在《物权法》中彻底解决组织法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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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这一条的一个可能的意义是，关于“行政法规”的规定等于授权国务院对于归属问题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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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该问题，可以参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19、20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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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本条的一个可能的意义是，限定了关于公布集体财产状况问题的法律和自治法渊源。另外的问题是，“集体财产”不限于物权，难道本条只要求公布集体的物权状况，而对其他财产权和负债的状况不要求吗？更可见这不是一个物权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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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草案中还大量出现了“个人”概念，频率大大超过了“私人”。从体系解释上看，不知道“私人”与“个人”是个什么关系。“个人”似乎等同于单纯的“自然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又采用这个新的提法呢？如有不同，立法者也应当告诉大家呀。另外，草案中大量出现了“单位”概念，也不知道确切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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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暂且不论民法学说，就算是相当荒唐的现行法规定，也无法与之兼容。《公益事业捐赠法》第7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这算是三分法中的哪一个呢？有关分析，参见苏力、葛云松、张守文、高丙中：《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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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页134以下。从民法室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看，显然支持双重所有权说。第三次审议稿的措辞是“所有者权益”，虽然“所有者”是会计学上使用的概念，但是起草者的理论倾向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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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这个问题分析起来有些复杂。详细的讨论参见拙作，前注[9]。虽然笔者讨论的是公司法人，但是其结论对于任何其他类型的企业法人（城镇集体企业除外，因为它并不是基于出资而设立）都可以适用。 至于《公司法》的特别规定，旧《公司法》第4条第2、3款规定的是“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而2005年新《公司法》第3条说，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显示了立法者似乎意图有所修正。但是，“法人财产权”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在理论上至今还是期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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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笔者的分析，参见前注[9]。梁慧星教授最近的评论也认为，草案第69、70条非属物权关系，不属于第2条规定的调整范围，应予删除。参见梁慧星：“对物权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载中国法学网，2005年10月2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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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与张谷博士讨论时，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属于“机关”但不是“国家机关”，因而没有被第56条所涵盖。的确，从行政实践来看，党的机关是被当作机关法人来对待的。参见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办法》（2001年8月10日）。所以，尽管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从文字上看，党的机关被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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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将事业单位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举办的社会服务组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企字（1999）第173号）规定，事业单位不得自身从事经营活动，但是原则上可以作为公司股东或者投资开办企业法人。不论这里的规定是否妥当、是否符合实际，这才是处理经营活动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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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在公法理论上有所谓“机关人格肯定说”和“机关人格否定说”。参见林纪东：《行政法》（再修订再版）。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页150—15l；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三版），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页156。按照笔者的观察，似乎没有什么国家采取“机关人格肯定说”，而是一般都把国家机关看作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操作方便，国家机关可以以自己名义参与民事活动，但是法律后果一律由国家承担。这样做的理论根据以及优点，笔者另文讨论。事业单位大致相当于德国和台湾地区公法理论上的所谓“公营造物”。笔者以为，应当以此为思路来建构将来事业单位的法律定位，其中有的取得公法人地位，可以独立享有权利和义务，其财产和民事义务不归属于国家，如果没有公法人地位，则在组织法上的地位和国家机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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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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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台湾的苏永钦教授在谈到大陆民法时明确认为，不论公法还是私法，法律条文必须创造“可司法的权利义务内涵”，否则，比如只是纯属道德呼吁的“警语”（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84条第1项关于“子女应孝敬父母”的规定，大陆《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除了制造司法的混乱，不会有其他效果。至于诸如《物权法》草案第43条第2款（侵害物权的行为如违反行政管理规定则应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之类“纯粹阐明其他并存的法律关系的规定”，对于民法所主要规范对象的民事法官来说，“可说毫无意义”。“类似的警语贴在民法典里，简直就有点焚琴煮鹤了。”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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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苏永钦教授也分析了民事法律中应当放进多少公法规定的问题，并批评内地的立法者显然不是非常严谨。他认为，物权法草案在选择将哪些“前置于”民事合同的行政关系放进其中时，“现在的选择其实看不出什么道理”。苏永钦，同上注，页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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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哈特所称的第二性规则是为了设定、变更或者废除第一性规则，或者决定第一性规则的作用范围或者控制其运作的规则。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8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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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4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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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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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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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卓泽渊：《法学导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4以下；周永坤：《法理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0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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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三版），台湾作者自版1993年，页11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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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同上注，页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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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如果说照抄型僵尸法条有什么法律意义上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比如下文分析的草案第50条，万一将来哪天《宪法》第6条第2款被修正了（比如国家已经超越了该款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也许就要修改了），《物权法》中的本条也要一并修正。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只是在给自己添麻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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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笔者曾经分析过旧《公司法》第4条是个无用的摆设。其性质就是无头型法条。参见葛云松：“股权、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1999年），页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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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土地管理法》、《水法》、《草原法》等现行法律中也有照抄《宪法》的关于某类资源国有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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