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罗素说，“达尔文之于十九世纪，犹如伽利略和牛顿之于十七世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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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这种观念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乐观主义”。典型的例证可见于斯宾塞的著作：“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它和一个胎儿的成长或一朵鲜花的开放是完全一样的。人类曾经经历的和仍在经历的各种改变，都起源于作为整个有机的天地万物之基础的一项规律。……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各种机能都必然会训练成完全适合于社会性的状态；可以肯定地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可以肯定地说，人必然要变得完美无缺。”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28。但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其实找不到这样乐观的结论、推论或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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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洛克林就认为，白芝浩指出了“权威与效用、荣誉与效率、稳定的必要性与进步机制、传统与理性之间的持久紧张”，其方法“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悖论的应用”。洛克林，见前注[2]，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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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导言，页4、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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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同上注，页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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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在《物理与政治》一书中，白芝浩直接引用进化论的文字并不多，但从其内容来看，进化论的痕迹却无处不在：白芝浩提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模仿和排除异己两大动力，保障了人类社会中习俗法渐变的稳定性，正好可以对应于生物进化论中的遗传原则；白芝浩提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那些最强大的民族都倾向于压倒其他民族”（第2篇）并生存下来，“民族之争是民族进步的首要力量”（第3篇），对应着生物界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原则；白芝浩对个人创造性的讨论则对应着达尔文格外强调的变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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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麻烦、痛苦和死亡，是大自然加于无知及无能的惩罚——也是矫正它们的手段。部分通过淘汰那些发展水平最低的人，部分通过使余下的人受到无休止的经验的磨炼，大自然确保既懂得生存的条件、又能够按照它们行事的人种的成长。要在任何程度上经由介入无知及其后果之间来中止这一磨炼，而不在相应程度上中止进步，那是不可能的。”斯宾塞，见前注[10]，页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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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洪涛、周顺、郭台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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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指出：“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臣仆不慊也。”见于《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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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皮特·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沼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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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事实上，白芝浩怀疑这是过于复杂因而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他说，“这种问题就好像问为什么弥尔顿（Miltont）是一位天才而培根是一位哲学家一样没有给出答案的可能。”（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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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曾明确指出：“根据我们的理论，低级组织的持续存在，并不难于解释，因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原则，并不必然包含进步的发展。它只是利用各种有利变异形式而已……假如（高级组织化对这些生物形态）并无利处，自然选择就会让这些形态无所改进或很少改进，并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它们的低等状态。”Charles Darwin The origbz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Studio Editions，1872，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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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借用洛克林语。见前注[2]，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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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严复曾计划翻译此书，后未果。有关介绍可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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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洛克林，见前注[2]，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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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参见《天演论》之“进化”篇，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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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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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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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A．V 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8th ed），London：Macmillan．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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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Contitution，London：Fontana/collins，l 963（orig．publ．，1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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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导言，页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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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Martin Loughlin，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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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见前注[3]，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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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产生联系；与气候的冷、热、温和宜人相关；还与土壤的品质、位置和面积有关；法律与诸如农夫、猎人或者牧民等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法律必须与政体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适应；还要以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以及言谈举止发生关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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