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约翰·亨利·威格摩尔（John Henry Wigmore）特座教授罗纳德·J·艾伦（Ronald J．Allen）于2006年12月30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规则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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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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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江伟主编：《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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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毕玉谦等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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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王利明：“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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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在笔者的另一篇论文“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中对此有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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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页51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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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当然，本文对该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的分析仅是纯文本上的分析，是对事不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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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陈光中主编，见前注[2]，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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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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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陈瑞华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证据科学论坛月”的讲座中突出强调了这一点，他以证人出庭作证为例，认为现有的证据立法草案都是从法官的职权出发，而没有从诉权、辩护权和程序正义的角度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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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龙宗智教授最近提出了“大证据学”的概念，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在当前我国证据法学研究整体状况还比较弱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应当是进一步深化证据法的研究；鉴于诉讼证据的特殊性，对于宏观上研究考古、历史、侦查程序等学科中的证据问题，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自然科学的发现以及历史学家的考证，可以经历反复：检验再检验，否定之否定，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而诉讼程序要遵循审理期限规定，奉行终结性原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大证据学”要求部分学者要兼通自然科学和法学知识，这也是不现实的。参见龙宗智：“‘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载《法学研~]2006年第5期；汪建成：“论刑事证据的多重视角”，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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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陈光中主编，见前注[2]，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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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版，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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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陈瑞华，见前注[7]，页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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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对于法律程序中的“潜规则”问题，笔者曾提出“程序异化”的命题（房保国：“程序异化论”，《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也有学者对“隐形程序”进行了探讨，而陈瑞华教授则在《程序性制裁理论》一书中，鲜明提出了“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的概念，列举了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十七项“潜规”。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版，页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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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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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陈瑞华教授于2006年12月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科学论坛月”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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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陈瑞华，见前注[16]，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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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吴思，见前注[17]，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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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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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6年11月7日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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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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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陈瑞华教授于2006年12月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证据科学论坛月”的讲座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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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6年11月7日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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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常青、李雪晴：“西安中院试行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调研报告”，“人民法院网”200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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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江山：《制度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页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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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葡萄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访华时所言，参见肖扬：“当代司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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