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参见郑保华：“法律社会化论”，《法学季刊》，1930年第4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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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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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郑保华，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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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张知本：《社会法律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版，页60—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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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同上注，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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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王伯琦举例论证，“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款规定的自由、财产、安全、抗拒压迫，是人的四种永恒的自然权利，任何政治团体的存在，即以保护这四种权利为目的。这是梅因的所谓契约自由时代的开始，亦是权利本位法律的柱石。”“到了一世纪半以后的一九四六年宪法，称其国体为民主社会共和国。在其序言里，对于一七八几年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及自由，非特仍与郑重的确认，对于男女平等之原则，为自由奋斗者之保护，劳动及职业机会之平等，更加强的予以规定。此之谓民主的共和国。而其所谓社会的共和国者，重要的不过三点：有全国公用事业性及有事实上专利性的财产，应为公有财产；国家应保障个人及家庭的发展；国家对于全体人民，尤其是贫弱者，应保障其身体之健康及物质的享用。由此我们看到所谓社会的共和国者，不过是在为增进整个社会共同生活的范围内，国家应当积极的多做一些事而已。”参见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台湾法务通讯杂志社1993年版，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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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王伯琦，同上注，页47—49。对于狄骥所做的研究，另可参见阮毅成：《政法论丛》中的“狄骥对于近代法学的贡献”一文，时代公论社193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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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见聂重义：“对于民律草案债编之意见”，《法律评论》1927年1月第183、184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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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胡汉民：《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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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同上注，页79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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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胡汉民，见前注[9]，页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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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胡汉民，见前注[9]，页7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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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参见杨幼炯：“今后我国法学之新动向”，载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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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因为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在数不胜数，而且其所持的理由、论证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所以，这里仅提供一小部分参考文献，余者待时间从容，另加附录以明确详细的情况。请参考前注[1]，郑保华“法律社会化论”；田浩征：“法律目的论”，《法学季刊》1930年第4卷第3期；陈进文：“法律的新生命”，《法轨》1935年第2卷第1期；刘承汉：“现行法与民生主义”，《法学杂志》1933年第6卷第4期；李祖荫：“中华民国新民法概评”，《法律评论》1930年第336期；孙晓楼：“今昔法律的道德观”，《法学杂志》1932年第6卷第2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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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参见陈进文，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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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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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胡汉民，见前注[9]，页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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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胡汉民，见前注[9]，页85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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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吴经熊，见前注[16]，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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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参见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河北第一监狱1947年版，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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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蔡枢衡，见前注[20]，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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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蔡枢衡，见前注[20]，页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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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王伯琦，见前注[6]，页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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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王伯琦，见前注[6]，页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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