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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2333-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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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2009 

超越“生存照顾”的给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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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湾学者陈新民将其译为《作为给付主体的行政》。另据其研究,“在译名的问题方面,台湾地区法学界与日本法学界同,将福斯多夫所提出之‘服务行政’( Leistungsverwaltung)译为‘给付行政’。”视不同情况而作出相应的翻译。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47以下。
[2]  王贵松:“支配给付行政的三大基本原则研究”,载刘茂林主编:《公法评论》(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93 。
[3]  陈新民,见前注[1],页48。
[4]  同上注,页52。
[5]  同上注,页72。
[6]  同上注,页71。
[7]  同上注,页81。
[8]  同上注,页89。
[9]  同上注,页85以下。
[10]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89。
[11]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8以下。
[12]  (日)成田赖明、荒秀、南博方等编:《现代行政法》,有斐阁双书1982年版,页251 -252。转引自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页329。
[13]  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29以下。
[14]  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8以下。
[15]  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29。
[16]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4。
[17]  参见林莉红、孔繁华:“行政给付研究”,《珞珈法学论坛》(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47。
[18]  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2。
[19]  陈新民,见前注[1],页83。
[20]  陈新民,见前注[1],页86。
[21]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5。
[22]  参见袁曙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建设法治政府”, http://www.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asp? id = 27290,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4月20日。
[23]  参见柯炳生:“构建新时期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研究”,载农业部课题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页221。
[24]  “2008年美国新农业法农业生产和收入补贴政策简析”,http://www. fjagri. gov. cn/hyzl/detail. jsp?id = 2c9082941bclc741011bc46875ff0089,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4月22日。
[25]  Statement by Acting Secretary Chuck Conner on the Senate-Passed Farm Bill,from http://www. usda.gov/wps/portal/! ut/p/_s. 7_0_A/7_0_1UH? contentidonly = true&contentid = 2007/12/0375. xml,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4月22日。
[26]  “WTO开始调查美国农业补贴项目”, http://www. agri. gov. cn/gidt/t20071218939319.htm,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4月22日。
[27]  王贵松,见前注[2],页193 。
[28]  吴庚,见前注[16],页15。
[29]  参见黄学贤:“给付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若干问题探讨”,《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
[30]  参见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编写:《农业法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页448。
[31]  根据《农业协定》,综合支持量是指“对基本农产品生产者生产某种特定农产品提供的,或者对全体农业生产者生产非特定农产品提供的年度支持措施的货币价值。”简单来讲,综合支持量就是扶持农民的国内政策支出之和。
[32]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编写,见前注[30],页455。
[33]  王贵松,见前注[2],页193。
[34]  参见金自宁:“风险社会中的行政给付与法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5]  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7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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