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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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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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页2。甘阳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将这两个目标简洁地归纳为：“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本文对这两个目标略加丰富拓展。此外，邹谠先生认为这两个目标需求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这深刻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革命乃至今日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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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西方“国家与Civil society”主要理论模式有：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相对于自然状态的Civil society（可译为“文明社会”，其甚至可以作为“政治社会”、“国家”的同义词），其潜在意义是社会先于国家且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契约）；黑格尔与马克思的Civil society都可译为“市民社会”，只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体现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利益，因其伦理的不自足，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加以救济，国家高于社会；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并且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和意识形态），不过马克思的“Civil society”更经常地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尤其特指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种社会；在托克维尔那里，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意味着禁止国家染指的生活领域，是防止专制主义国家出现的利器。“Civil society”在当代的复兴与中欧、东欧民众反抗国家集权体制的政治实践直接相关，因其内容不仅包括不受国家干预的消极自由，还主张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积极自由，有学者认为应当相应翻译成“公民社会”；而作为对20世纪猖獗的“国家主义”的回应，市民社会在西方主流国家的学界也激起重大反响，其中影响最广的当属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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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参见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20；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张静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6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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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参见吕世伦、薄振峰：“社会、国家与法—从法的视角思考国家回归社会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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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参见谢晖：《法治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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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以及刘旺洪：《国家与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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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笔者视野里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某种意义上，苏力的“法治要注重发现和利用本土资源”以及研究“转型中国的法治”可以归入这一领域，但更具代表性的是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外，一些海外汉学家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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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孙中山和陈独秀的观点，转引自邹谠，见前注[3]，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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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见前注[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抛开“国家与社会”两分对立的模式，传统中国有别于西方式主权国家，而更像是一个文明体，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是“家-国-天下”的模式，描绘为一个用共同文化观念和空间秩序连接起来的同心圆结构。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以及书中引用韩格理、沟口雄三、岸本美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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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参见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版，页1-10、20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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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邹谠，见前注[3]，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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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根据王绍光先生的定义，“所谓失衡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中，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另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则远低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所谓破裂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几大板块（利益集团和阶层）并存，彼此之间不仅缺乏有机联系，又不能互换、交易、妥协。”他总结的“失衡”和“断裂”社会包括三个纬度，分别是“城乡”、“地区（主要是东西部）”和“阶层或阶级”。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536-537。更深入的研究可参见孙立平先生的系列著作，如《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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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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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解释中国近现代的发展有所谓几种模式：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所主张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以及“革命”模式和“市民社会”模式。详见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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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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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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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富勒，见前注[17]，页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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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高全喜：“三十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载《“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I)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办，2008年5月10-11日北京召开，页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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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论述市场失灵的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有加尔布雷思和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为有无效率、不稳定、不公平三种市场失灵。在《萨缪尔森致中国读者—＜经济学＞第16版中文版序言》中，萨缪尔森就市场失灵问题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写道：“一些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从‘自由放任’出发，强调‘纯粹资本主义’的完美，而不那么注意各种‘市场不灵’：垄断、寡头，商业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收入财富分配不公，等等。”其中，垄断、寡头意味着无效率，商业周期波动以及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意味着不稳定，收入财富不公意味着不公平。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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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澳）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载《参考消息》,2009年2月1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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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这四个方面的“度”，基本援用的是江平先生的归纳，但笔者也根据上文的西方经济理论对其稍加变化。参见江平：“市场与法治”，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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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中国近年已经在这方面作出尝试。参见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于2006年11月28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的谈话，载http://www. mca. gov. cn/article/mxht/ftzb/zxft/200712/2007120000833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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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有关平等的界定，参见王绍光，见前注[14]，页19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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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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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王绍光，见前注[14]，页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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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参见吴国光：“变革中的国家能力：一个悖论和三种能力”，载吴国光编：《国家、市场与社会：中国改革的考察研究（1993至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版，页8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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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以及李强先生对该文的较为温和的批判：“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均载张静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1-23。更深入的研究参见王绍光、胡鞍钢：《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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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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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强世功：《超越法学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页7。具体实例，可参见强世功先生对知识产权法的分析，他指出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移植与制定，事关国家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参见强世功：“知识产权与国家经济战略”，载该书页104-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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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施米特，见前注[18]，页137。原文编排中以不同字体着重强调了“国家”与“政治”。施米特还指出，缺乏政治意志和力量来捍卫自身的法治国，即使在技术上再完美无缺，也注定是脆弱危险的；“魏玛宪法”的命运证实了施米特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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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4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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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参见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载《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读书》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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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相关研究参见朱景文主编：《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冯玉军：《“历史”的幻象与超越》，载“中国法理网”http://www. jus. cn/ShowArticle. asp? ArticlelD = 8,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6月16日；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载《书城》2004年第2期；邓正来：《中国法学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序言部分；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以及该书揭示苏力“本土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页22;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载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8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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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M·舍勒语，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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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参见黄宗智对哈贝马斯理论的评析，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程农译，载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见前注[16]，页406-426。需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不是一个概念，他还精细地区分了“国家-私人领域（家庭与市场）-公共领域”。但正如强世功所言，“究竟是二元范式还是三元范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来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坚持什么逻辑来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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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公民”与“市民”，在英语中并不像中文用词一样有明确区分，而且常常是通用或者混用的，例如“ civil society”既对应“公民社会”也可译为“市民社会”; “ citizen”主要指“公民”，但偶尔也有“市民”之义；“市民”一般用词“civilian”；但“市民”在英文中还有对应词“burgher”，来源于德语词汇“Burger”，主要指欧洲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成员。本节所谓“公民”与“市民”在西方的区分，更多指的是内涵的演变，而非名称的演变，例如对于洛克而言“civil society”下的“个人”主要是抽象的“公民”，马克思的“civil society”主要是指现实的“资产阶级市民”，与被国家抽象构建的“公民”对应，而东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兴的“civil society”，有学者认为是“市民社会”，也有人译为“公民社会”，其实都有道理，因为其内涵同时包括了本文所谓抽象的“公民”和具体的“市民”。以上参见本文前注的探讨。因此，如果追求用语更精确，“公民”与“市民”的区别，可以表述为“抽象型公民”与“现实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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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参见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见前注[16]，尤其是其中第三部分，邓正来、黄宗智、魏斐德、罗威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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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关于“何谓中国的市民社会”，邓正来先生有较为完整地论述，参见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页1 - 20。该文还指出，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不属于市民社会，但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将成为中国市民社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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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英国学者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曾挖掘中国农民的公共活动（如庙会），尝试从中发现中国农村存在构建民主制度或市民社会的资源，并提出5项标准参照研究中国“农民如何可能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但正如苏力和邓正来对其的评价，该尝试是有问题的。参见（英）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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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参见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载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见前注[9]，页414 -438。在本文作者的家乡，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遵循这一模式，如“村村通公路”计划，基本上是政府财政承担水泥、钢筋的费用，村民委员会承担各项施工费，村民提供一定的免费劳动力，有较好经济实力的村民或“原村民”捐赠一些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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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对中国基层乡村法律实践的细致研究以及其对现实、理论意义的提炼，法理学界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是苏力先生，以及在其带动影响下，强世功、赵晓力等的一些研究；还有就是黄宗智先生有关清朝、民国时期的一系列农村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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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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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参见（美）汤姆·金斯博格：“法律对经济发展有作用吗？—东亚实践之意义”，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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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裴文睿( Randy Peerenboom)详细剖析并反驳了这种观点，他的分析结果是：法治显然不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中国要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种符合基本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是绝对必要的。笔者基本赞同他的分析以及结论。参见（美）裴文睿：“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发展”，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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