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米健：“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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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参见王立中、马芳城：“近代中国的比较法学教育”，《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3期；参见米健，见前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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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参见陶广峰：“清末民初中国比较法学的产生”，《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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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参见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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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参见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页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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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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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参见支振锋，见前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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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见喻中：“走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读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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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John C. H. Wu (ed.），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8，‘ Preface’，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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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参见刘星：“西方法理学的‘中国表达’—从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评介’看”，《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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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本文中的“中国法学”一般也仅限于“中国法理学”。更深入的介绍参见支振锋：“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近世中国法理学研究省思”，《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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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参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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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832年美国传教士米怜（W. Milne, 1785-1822）在其所留下的中文遗著《大英国人事略说》一书中，就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律师辩护观念做了宣传，但其影响似乎不大。参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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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参见王健：“西方政法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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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参见周振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简介”，《书屋》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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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参见王健，见前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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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格义”原本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产物。因为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语言不通，佛教般若经中当然有很多中国传统书籍中没有，为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名相”、“事数”（概念），纯粹用佛家自己的解释，中国人当时还很难理解。于是，一些高僧便借助“外典”（儒家经书等）来阐释“内典”（佛经）中的种种概念。佛学家吕澄对“格义”所下的“定义”是：“把佛书的名同中国书籍内的概念进行比较，把相同的固定下来，以后就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换句话说，就是把佛学的概念规定成为中国固有的类似的概念。”参见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页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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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收录于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274-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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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参见刘君：“‘西学中源’说新评”，《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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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参见王韬编：《格致课艺汇编》（卷四），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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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斯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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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参见徐继畲：《瀛环志略》（第6卷），光绪二十四年老扫叶山房石印本，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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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冯桂芬：《校那庐抗议·重专对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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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参见曾涛：“近代中国的国际法附会论”，《法史学刊》,2008年版，页234 - 235。本文对晚清知识分子在法律上对西方的比附，受益于此文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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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Judith N. Martin＆Thomas K. Nakayama, Experienc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n Introduc-lion,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1，pp.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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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参见何勤华，见前注[4]，页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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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参见许章润：“经典：文本及其解读—关于阅读法学经典的五重进境”，《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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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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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许章润，见前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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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参见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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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支振锋，见前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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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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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参见周少华：“书斋里的法学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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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刘星，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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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A.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 P. Bradley edn.，New York: A. A. Knopf，1945，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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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H. L. A．哈特：“英国人眼中的美国法理学”，载氏著《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129-152。以及H.L.A．哈特：“1776-1976:哲学视域里的法律”，载氏著《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页15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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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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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参见郭庆堂：“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哲学动态》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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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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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郭庆堂，见前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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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冯友兰：《冯友兰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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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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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参见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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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参见刘星：“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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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蔡枢衡：“中国法学与法学教育”，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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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苏力：“为什么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送法下乡＞导论”，《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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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参见陈金钊：“通过法学发展思想—对＜书斋里的法学家＞的反思”，《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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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参见陈金钊等：“忧伤的中国与自卑的法学（笔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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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刘星，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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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参见孔庆平：“三位民国法学家关于中国法理自觉的探讨”，《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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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支振锋，见前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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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参见苏力：“什么是你的贡献（自序）”，载于氏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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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参见夏勇：“民本新说”，《读书》,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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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参见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55。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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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页7-8。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著者对这个问题有着进一步的论述。参见夏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页4-23。该文收录于《中国民权哲学》，页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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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参见夏勇：“民权学子文丛总序”，载于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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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载于氏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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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参见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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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参见许章润：“法意：人生与人心—一个基于中国经验与儒家立场的解释（初版序）”，载于氏著《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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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参见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性考察”，《立法者的法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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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中华法文明反思”是高鸿钧主编之《清华法治论衡》第7、8辑的主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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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参见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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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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