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如脑死亡问题、安乐死问题、器官移植问题、基因工程问题、人工生殖问题、人体实验问题、人工流产问题等等都是医学和法学共同关注，同时又要密切配合才能合理而妥善解决的问题。参见郭自力：《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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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有医学者认为，随着唐统一和繁荣的到来，在战乱和分裂中艰难前行的医学自然需要摆脱隔阂困境而进行总结，于是在初唐而至盛唐的医学进入了一个总结、归纳、整理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参见焦振廉：“初唐至盛唐的医学及其时代环境论”，《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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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唐代的医学校有中央和州二级。中央是在太医署下设置，其中博士4人任教，医科学生40人，针科20人，再加上药、按摩、咒禁等科，学生共100人左右。教材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明堂脉诀》、《神针》等。州级设立经学和医学学校，经学和医学学生的比例约为4 :1，其规模小于中央学校，但总人数却大大超过了中央。参见王鸿生：《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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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见前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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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唐律疏议·断狱·八议请减老小》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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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唐律疏议·断狱·八议请减老小》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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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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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唐律疏议·断狱·囚给衣食医药》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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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见前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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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见前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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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见前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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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废疾》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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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即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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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见前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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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见前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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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见前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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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废疾》律文。
|
| [18] | 《唐律疏议·断狱·妇人怀孕犯死罪》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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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见前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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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唐律疏议·斗讼·保辜》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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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设立保辜制度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此制最有意义的目的即是促进社会矛盾的消解，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因为在辜限内，加害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往往会对被害人进行救治，而政府也鼓励这种行为。这样，在这个救治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矛盾或仇恨很可能即得到了缓和和消除，这样当法律本身的问题解决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社会问题也真正解决了。特别是明清时代，法律是“责令”加害人积极治疗的，从而更加推动这项制度的社会效益性，促进社会和谐。参见方潇：“和谐法治，我们该向古代借鉴什么？”，载《法学家茶座》第19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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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见前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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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唐律疏议·名例·十恶》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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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在古代的医典中，“咒禁”又有“禁咒”、“禁架”、“禁驾”、“禁法”、“禁术”、“符禁”、“祝禁”、“禁祝”等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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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旧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二十四·职官三》：“尚药局：……咒禁师四人……”；“太医署：令二人，……太医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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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咒禁博士”一职始见于《隋书·百官志》：“太医署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等员。”“祝”通“咒”，《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有注云：“隋太医有咒禁博士一人，皇朝因之，又置咒禁师、咒禁工以佐之，教咒禁生也。”《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也云：“隋太医署令二人，大唐因之，主医药，凡领医针灸按摩咒禁各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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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旧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二十四·职官三·太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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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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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参见朱瑛石：《“咒禁博士”源流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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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唐律疏议·职制·合和御药》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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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唐律疏议·诈伪·诈疾病有所避》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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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唐律疏议·诈伪·医违方诈疗病》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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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唐律疏议·诈伪·诈病死伤检验不实》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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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唐律疏议·杂律·医合药不如方》律文及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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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李敖：“中国女人割股考”，载氏著：《中国艺术新研》（李敖作品精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页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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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李敖说：“最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以中国古代的医学技术，连最起码的消炎药品都没有，如何能使人在割肉以后不受细菌感染？特别是在自己动手割肝或割肺以后，全无止血和缝合手术，如何能使人不因为受伤、流血过多而死亡？”同上注，页261。
|
| [37] | 这种“公式化的鬼话”比如：《合肥县志》记潘氏为丈夫割股，人肉吃下，丈夫“次日霍然而愈”；《仁和县志》记叶氏为丈夫割股，人肉吃下，丈夫“霍然以起”；《通州志》记刘氏为婆婆割股，人肉吃下，婆婆“痼疾顿愈”……。又如：《浙江通志》记盛氏“刳胁取肝，为膳以进”；《宜兴县志》记陈氏“割肝半页，烹之以进”；《扬州府志》记张氏“以刀从左胁下割，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没腕，得肝二寸，作羹以进”。同上注，页261-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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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龚鹏程：“以人为药”，载《万象》第十卷第三期（2008年3月），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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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关于发、须、爪之药物功效，江绍原先生有着较为透彻的考证。江绍原说到，发须爪甲都被李时珍《本草纲目》收入“人部”；且在最早的《神农本草》中就有关于“发髲”的功效记载。参见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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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孝友》。宋人张杲《医说》卷四《人肉治赢疾》也记有此事：“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疾，自此闾阎相效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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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新唐书》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艺文三》；《新唐书》卷二百0七《志第一百六十·艺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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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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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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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值得一提的是，孝的观念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割股疗亲的趋之若鹜，但除了孝之外，尚可能还有经济因素的推动。因为正如后述，唐代对割股疗亲之举是鼓励的，常常以免除赋税作为奖励措施，这可能导致了部分民人为免除赋税而行割肉之举。比如，唐末五代之际较多的割股疗亲，其逃避赋税的目的就十分明显。《新五代史》卷五十六《杂传第四十四·何泽》：“五代之际，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为蠲纸。泽上书言其敝，明宗下诏悉废户部蠲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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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鲁迅小说《药》中即揭露了以“人血馒头”治“肺痨”的愚昧。虽然血并不是肉，但血也是肉的内在含物，从广义上说也属肉的范畴，这说明直至清末明初仍有此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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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唐律疏议·诈伪·诈疾病有所避》疏议：“诈疾病，以避使役、求假之类，杖一百。若故自伤、残，徒一年半。但伤、残者，有避、无避，得罪皆同。即无所避而故自伤，不成残疾以上者，从‘不应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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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唐律疏议·斗讼·邀车驾挝鼓诉事》律文：“自毁、伤者，杖一百。虽得实，而自毁、伤者，笞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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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四》。
|
| [49] | 继唐代韩愈之后反对割股疗亲之典型代表者尚有一些，如南宋名儒真德秀在其《孝经注·纪孝行章》中就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孝经圣言进行反对，而明代医药学大家李时珍则在其《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肉》中更是批判陈藏器不该随意将食人肉写进《本草拾遗》中，并对割股疗亲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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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韩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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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笔者偶然发现，雩县刚好与陈藏器任县尉的三元县同属唐代京兆地区，故笔者猜想雩县割股疗亲之事很可能与陈藏器认为人肉为佳药有直接关联，此可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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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孝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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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必须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开始，历经宋元，朝廷对割股疗亲均予以鼓励和表彰，但至明代以后，鼓励不鼓励的情况较为复杂。明代初期还对割股疗亲进行鼓励，但在洪武二十七年，当明太祖得知有日照民人江伯儿割肉疗母疾不愈，竟杀自己三岁小儿进行祭祀时，十分生气，遂将江伯儿杖百处罚，并流放海南，并决定今后对于割股疗亲之事“听其所为”，不再旌表鼓励。但明成祖上台后又开始鼓励，明英宗、明景帝后又限于禁例不予鼓励。而自明而清以后，虽然雍正帝曾下谕不再鼓励，但却也考虑到施恩“于常格之外”。这些都表现了明代以后官方对割股疗亲的道德上的两难心态。参见《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孝义》；《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七《列传二百八十四·孝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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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如被后人奉为“药王”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就是一个著名的炼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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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唐代贤明君主如唐太宗、唐玄宗之流也是笃信丹药并喜服食。有唐一代，竟有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六位皇帝均因服食丹药而中毒死亡。参见李国荣：《帝王与炼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173-248。
|
| [56] |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一百二十一裴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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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旧唐书》卷十六《本纪第十六·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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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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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五·温造附子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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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一百二十七·刘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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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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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新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十六·温大雅附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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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这部药典是公元657年由医学博士苏敬提议，朝廷派他和另外21名大官和饱学之士在两年时间内编修完成。这部国家药典记载了844种药物，新增的药物多数是从波斯、印度和南海传来。《唐本草》的编辑者不但增添了新药品种，还纠正了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中错记的药多达400余种。《唐本草》编成后便成为医药学校的主要药典，也成为统一全国药物名称和用药的大典，同时也是今天所知道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参见王鸿生：《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4。
|
| [64] | 参见张哲嘉：“‘中国传统法医学’的知识性格与操作脉络”，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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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法医学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勘验和定罪量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命案中尤为如此。本文因旨趣在中医学对司法的影响，故对法医学撇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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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 《新唐书》卷五十六《志第四十六·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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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十二《帝王部·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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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关于太宗所阅览之医书名称，史料有着不同记载，除本文前引之《新唐书》和《册府元龟》所记外，尚还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作《明堂孔穴针灸之所》；杜佑《通典》卷一七0《刑法》作《明堂图》；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君主慎恤》作《明堂孔穴图》；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条作《明堂针灸书》；《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禁罪人鞭背敕》作《明堂》等。
|
| [69] | 高潮、马建石主编：《中国历代刑法志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09。
|
| [70] | 参见（日）冈野诚：《唐代法制史与医学史的交汇》，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
| [71] |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
| [72] |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制刑狱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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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 参见鲁嵩岳：《慎刑宪点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133。
|
| [74] | 丘浚，见前注[13]。
|
| [75] | “丙部子录，其类十七：一曰儒家类，二曰道家类，三曰法家类，四曰名家类，五曰墨家类，六曰纵横家类，七曰杂家类，八曰农家类，九曰小说类，十曰天文类，十一曰历算类，十二曰兵书类，十三曰五行类，十四曰杂艺术类，十五曰类书类，十六曰明堂经脉类，十七曰医术类。”
|
| [76] | 如《旧唐书》卷一百三《列传第五十三·张守珪》：“（开元）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列传第七十三·李洧》：“会疽发背，少间，肩舆过市，市人叫欢，洧惊，疽溃卒，赠尚书左仆射。”
|
| [77] | 丘浚，见前注[13]。
|
| [78] | 丘浚，见前注[13]。
|
| [79] |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君主慎恤》。
|
| [80] | 《旧唐书》卷五十《志第三十·刑法》。
|
| [81] | 王溥，见前注[20]。
|
| [82] |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张蕴古》。
|
| [83] | 见前注[7]。
|
| [84] |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
|
| [85] | 唐代官员和士大夫大都会懂一些医学知识，其主要原因为“孝”观念在唐代的流行，即要做一名孝子一般都有学医的道德义务，以便随时可以解除父母长辈的疾病之忧。后将详述之。
|
| [86] | 所谓“诏狱”，即指由皇帝下诏特命有关官员或太监置狱审讯的案件。“诏狱”之名，最早始于《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后汉书·百官志》说“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有廷尉、上林、若庐等诏狱。汉代之后，诏狱沿而不革。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制刑狱之具》：“后世因之，往往于法狱之外别为诏狱，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讨之公矣。”丘浚之说可谓真有胆识。
|
| [87] | 《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废疾”条律文：“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该条之疏议并未对“废疾”作出解释。
|
| [88] |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之魏征语。史载：“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有宠于上，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谏曰：‘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上默然，赐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
|
| [89] | 如唐太宗、唐玄宗就常常赐药甚至亲自手开药方为臣子治病。
|
| [90] | 见前注[23]。
|
| [91] | 《唐律疏议·断狱·讯囚察辞理》疏议。
|
| [92] | 《唐律疏议·断狱·拷囚不得过三度》疏议。
|
| [93] | 《唐律疏议·断狱·拷囚不得过三度》律文。
|
| [94] | 同上注。
|
| [95] | 见前注[33]。
|
| [96] | 同上注。
|
| [97] | 《旧唐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一·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
|
| [98] | 同上注。
|
| [99] | 可以说，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清代，多数皇帝和统治阶层人物为长生不死而不知折腾过多少医学人士，也不知为吃上长生不死药而耗费过多少人力、财力、物力。
|
| [100] | 本文此案转引自杨奉琨校释：《＜疑狱集＞·＜折狱龟鉴＞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26。此案在宋代郑克所撰《折狱龟鉴》中也有记载，不过比起《疑狱集》，记载较为简单。
|
| [101] | 《旧唐书》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艺文三》。
|
| [102] | 《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一《崔知悌·灸骨蒸方图序》：“骨蒸病者，亦名传尸，亦谓殗殜，亦称复连，亦曰无辜。丈夫以癖气为根，妇人以血气为本。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後近下两边有小核，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沈*，纵延时日，终於盍尽。”
|
| [103] |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许胤宗》。《新唐书》卷二百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九·甄权附许胤宗》也载：“关中多骨蒸疾，转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疗视必愈。”
|
| [104] | 如唐代著名医学家王焘在所撰《外台秘要》中就记有“虚劳骨蒸方七首”、“骨蒸方一十七首”、“灸骨蒸法图四首”、“价气骨蒸方三首”、“虚损惨悴作骨蒸方四首”、“传尸方四首”等治疗各种骨蒸病的各种医方，但均未见有狗肉食疗法，值得注意的是却每每强调病者要忌食猪肉。
|
| [105] | 《柳河东集外集》卷上《赋文志·河间传》。现将涉及该案的相关语句抄录在此，以飨读者：“（河间）既归，不忍视其夫，闭目曰：‘吾病。’与之百物，卒不食。饵以善药，挥去。心怦怦，恒若危柱之弦。夫来，辄大骂，终不一开目，愈益恶之，夫不胜其忧。数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药饵能已，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间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悦其心，度无不为。时上恶夜祠甚，夫无所避，既张具。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诅。上下吏讯验，笞杀之。将死，犹日：‘吾负夫人，吾负夫人。”，
|
| [106] | 《千金翼方·禁经》：“余早慕方技，长崇医道，偶逢一法，岂吝千金，遂使名方异术，莫能隐秘。且此书也，人间皆有，而其文零叠，不成卷轴，纵令有者，不过三章两章，既不专精，探其至赜，终为难备。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得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不有所缉，将恐零落。”这是孙思邈对撰写《禁经》的原因叙述，从中可以发现，咒禁之法在唐代“人间皆有”，可见是民间流行的治病方法，一般百姓能够掌握此法也是情理之中。参见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载《唐研究》第七卷，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
| [107] | 同上注。
|
| [108] | 关于唐代病坊的研究，代表性的请见孙永如：“唐代病坊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葛承雍：“唐代乞丐与病坊探讨”，《人文杂志》1992年第6期；杜正乾：“唐病坊表微”，《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等。
|
| [109] | 见前注[7]。
|
| [110] | 除涉及法律外，唐太宗另有一桩与医学密切相关的仁政事例值得注意。《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载：“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人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祝曰：‘人以谷为命，而尔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食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生吞蝗虫不仅是件令人恶心的行为，而且极可能导致疾病，太宗对于这点医学常识应该是很清楚的，但为了百姓，太宗仍吞之，其仁政之心着实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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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 参见徐仪明：《性理与岐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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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 〔南齐〕褚澄：《褚氏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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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 关于医德之“仁爱”，在唐代之后更是多为强调，大量习医的箴言、规格、医话、戒要等都将仁爱当作首要的要求。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子龚廷贤在其《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潘楫在其《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中有着更深入的说法：“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有疾而求疗，不啻求救焚溺于水火也。医乃仁慈之术，须披发撄冠而往救之可也。否则焦濡之祸及，少有仁心者能忍乎！窃有医者，乘人之急而诈取货财，是则孜孜为利，跖之徒也，岂有仁术而然哉？比之作不善者，尤甚也。……悉必计一时之利，而戕贼仁义之心，甚与道术相反背，有乖生物之天理也。从事者可不鉴戒！医者当自念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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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 如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的自序中几乎通篇都在说明治病救人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其“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一语，不仅表达了孙思邈将“千金”作为书名的真正含义，更是表达了那种超越利禄而人命至上的医德境界；而王焘在其《外台秘要》之序中对神农氏尝百药“以救性命之昏札”等圣人之德的赞美，以及对自己“幼多疾病，长好医术”后而发愤著书等的描述，我们同样可以触摸到他济世救人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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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七《传·宋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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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 在这种师徒秘密传授中，医学秘籍的授予是其核心，而且在授书仪式中都会强调“毋泄”的禁令。这些医学秘笈具有着建立师徒之间的认同、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功能。不过，医学秘笈并不是老师的经验之谈，而是那些依托传说中圣人之言的医经如《内经》。随着魏晋开始出现的医经正典化即国家重编医经以行规范并公开文本，这种师徒授书方式开始衰微。参见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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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 实际上，官方医学教育机构在南北朝时就已有萌芽和出现。据《唐六典》卷一四《医博士》注，南朝宋代元嘉二十年（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向宋文帝奏置医学，以广教生徒。这个教育机构至元嘉三十年（453年）才遣散。《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载，北魏官职中有太医博士之设，列从第七品下；有太医助教之设，列第九品中。有博士且有助教，当为推行医学教育而设。又《魏书》卷八《帝纪第八·世宗纪》记载，宣武帝于永平三年（510年）颁发了《立医馆诏》，其要旨也是在推行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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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 《唐六典》卷一四《太医署》载：“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还本色。“太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日角法。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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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 《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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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二十九《元宗（十）·令诸州置医学博士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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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 〔清〕董浩等：《全唐文》卷三十《元宗（十一）·考试博学多才道术医药举人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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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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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 《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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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 《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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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 （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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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 如《旧唐书》卷一百《列传第五十·毕构》：“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遇疾，上手疏医方以赐之。”又如《全唐文》卷三十二《元宗·刊广济方诏》：“朕顷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亦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医疗失时，因致横夭，性命之际，宁忘恻隐。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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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 如《贞观政要》卷二《论纳谏第五》：“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又如《全唐文》中存有许多臣子对皇帝赐药的感激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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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 如《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第二十一》：“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东，攻白岩城，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为流矢所中，帝亲为吮血，将士莫不感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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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 参见李良松、郭洪涛：《出入命门：中医文化探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262 -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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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参见〔宋〕洪迈：《容斋随笔·东坡文章不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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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 参见〔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六·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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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论纳谏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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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 《旧唐书》卷七十八《列传第二十八·于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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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 《旧唐书》卷七十八《列传第二十八·高季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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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 《旧唐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四十二·魏元忠》：“臣闻赏者礼之基，罚者刑之本。故礼崇谋夫竭其能，赏厚义士轻其死，刑正君子勖其心，罚重小人惩其过。然则赏罚者，军国之纲纪，政教之药石，纲纪举而众务自理，药石行而文武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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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 所谓“佛教医学”，是指以佛教自身理论如“四谛”（苦集灭道）、“五蕴”（色受想行识）、“四大”（地水风火）、“三毒”（贪嗔痴）等为指导而形成的具有佛学特色的医学。《大藏经》作为佛教典籍的集大成丛书中就有专论医理的经书450多部，如《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疗痔病经》、《正法华经·药草品》、《维摩诘所说经·问疾品》、《佛说佛医经》、《佛说医喻经》等即是佛教医学的经典之作。在唐代涌现出了像智颛、义净、鉴真、蔺道人等一批精通医理的高僧。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印度传入的佛教药方十多首，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更载有佛家医方六十多首。参见李良松、郭洪涛：《出人命门：中医文化探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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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 道功主要有内丹、导引、房中、服食等；外丹即炼取丹药；药饵即饵食夜苓、白术、灵芝等养生药；道法主要为清虚无为、抱神以静、养命修性、炼养三宝等；道术主要有祭祀、祈禳、咒禁等。参见李良松、郭洪涛：《出入命门：中医文化探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7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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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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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上《列传第一百三十七上·安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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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 参见（日）冈野诚：《唐代法制史与医学史的交汇》，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页214。然据《本草纲目》等本草药典和现代药理研究，桑白皮其主要功能却并不在止血消炎，而在于泻肺平喘，利水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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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 王钦若，见前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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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 所谓的“遍览群书”及下文的“周览国史”实质都是对皇帝的一种赞誉和恭维之词，其实就是一种随便翻翻、随便看看而已，不可能做到遍览和周览，只有“暇日”才是真的。就如同吾等文人闲暇时间拿起一本书随便翻翻，消遣消遣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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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 王溥，见前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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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 见前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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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 〔金〕李杲：《脾胃论》卷上《君臣佐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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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 参见《唐律疏议·职制·合和御药》、《唐律疏议·杂律·医合药不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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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 田涛、郭成伟校注：《〈龙筋凤髓判＞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点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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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 〔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四《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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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 学者霍存福认为：“太医令张仲”，或即则天初之侍御医张文仲。《旧唐书·方伎张文仲传》：“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其医术特长为“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参见霍存福：《＜龙筋凤髓判＞判目破译—张鷟判词问目源自真实案例、奏章、史事考》，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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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 《礼记·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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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 《唐律疏议·职制·合和御药》律文：“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者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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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 〔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四《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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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 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可谓通篇都在表达这样一个主题：疯狂与疯子与其说是自然的疾病现象，不如说更是由人们基于人为环境对人的动物性的取消、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监禁体制的存在等等而规定出来的社会现象。参见（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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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 孔庆东：“医学与人性”，载陈晓红等主编：《医学人文演讲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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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 后人将其演说成“明镜高悬”，是取其意而隐其名，个中原因大概与秦朝在历史中的污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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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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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 即《杂譬喻经》，其中有一“恶雨”故事，即为下文“狂泉”故事之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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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 《宋书》卷八十九《列传第四十九·袁粲》。值得一提的是，西方近代著名作家纪伯伦（1883 -1931)在其英文作品《疯人》(1918）中，也有一则源自佛经的“井水”故事《明智的国王》。不过，《杂譬喻经》之“恶雨”中的国王并未真正饮恶雨而疯狂，而是佯狂；《宋书》之“狂泉”中的国王出于无奈饮了狂泉，变成真狂；《明智的国王》之“井水”中的国王，也是出于无奈而饮了女巫施过魔法的井水，变成真狂。可见，同样来自佛经的故事，相比之下，纪伯伦笔下的故事与《宋书》中的故事倒更近似些。这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可作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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