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南部档案》3-71-6-D1043,嘉庆十年二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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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南部档案》22-698-B8833，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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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详细的研究参见魏秀梅：“清代任官之籍贯回避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8辑，1989年版，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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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吴佩林：“清代民事纠纷何以告上衙门”，《史林》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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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胡朴安：《中国风俗》，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页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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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清]袁守定：《听讼》，载徐栋辑：《牧令书》卷十七，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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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6-10。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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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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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巴县档案》6-6-223-8388，光绪十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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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南部档案》11-1007-4，宣统元年十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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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南部档案》4-303-172，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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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南部档案》15-144-5574，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至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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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参见龚汝富：“普法教育从古代能学些什么”，载《人民日报》,2007年1月26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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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参见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版，页1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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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清]郑一崧：《永州志·典志》，刻本，永春：州衙藏版乾隆五十年。另见周振鹤撰集，顾华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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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对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另可参见徐忠明、杜金：《传播与阅读：明清法律知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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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明]吕坤：《政学录·风宪约》卷六，《奸情》，明万历二十六年赵文炳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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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清]樊增祥：《樊山政书》卷二十，《批拣选知县马象雍等禀》，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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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戴逸：《清史简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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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何一民根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54-56页所载1914年四川8种主要粮食亩产计算。王笛的研究指出，在清代，川省粮食亩产由118斤提高到215斤左右，但人均耕地面积也由10余亩减少到2亩。人口剧增而难保温饱。见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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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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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何一民：“晚清四川农民经济生活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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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四川农民疾苦谈》，《衡报》第6号，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转引自何一民：“晚清四川农民经济生活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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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吴佩林：“《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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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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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生活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63。参见庄英章：“族谱与童养媳婚研究：头份陈家的例子”，《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录》，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8年版，页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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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钟里满、耿左车、王珂、张新威等：《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http://www.qinghistory.en/cns/QSYJ/ZTYJ/RWYJ/11/03/2008/23631.html,2008年11月3日访问。陈桦：《光绪之死大揭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宋桂芝、杨益茂：“以科技手段探明光绪皇帝死因的启迪”，《历史档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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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荘先生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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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南部档案》13-983-11-D363，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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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笔者意识到，通过官方存留的档案来看分析当时的诉讼情况可能会遮蔽一些事实，比如刑讯逼供就不可能存在于档案之中，而有研究者指出清代州县官在审理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案件时，可用刑讯方法，只是在用刑上有限制（参见于晓青：“刑讯在古代民中案件中的适用”，《法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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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对传统司法论争的学术史回顾，因篇幅限制，将另章论及，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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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载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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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清]陈述文：《颐道堂集·文钞》，卷六，《答人问作令第二书》，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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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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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南部档案》17-897-4111，光绪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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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四川地区对于请官销案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清末的一份《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曾载：对于已控未结之案，两造自愿和息，是否仅递悔呈，即可销案？抑或非呈明和息事由，经官批准不得销案？非呈明和息事由经官批准，不得销案。官愿民和，自是息讼主义，然仅递悔呈，即可销案，由自由起灭，诉讼必因之繁兴，故须呈明事由，请官批销，且必具左之要件：两造自愿和息，均须投具切结；调处人禀明和息情形；遵照新章缴钱五串（案微家贫，例准邀免）。载法制科第一股员李光珠编辑：《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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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南部档案》22-179-B9203，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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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南部档案》18-930-B7844，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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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南部档案》4-126-2-D1131，道光九年五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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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南部档案》18-906-B7728，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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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南部档案》20-708-3，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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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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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南部档案》18-906-B7729，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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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这样，诉讼中的一方可能会再次诉之衙门，而被衙门重新受理。如同治十二年安仁乡孀妇杜严氏具禀杜子阳霸占田地、拆毁住房、逐氏姑媳改嫁一案中，衙门批道：“氏媳杜蒲氏夫亡无子，抱养杜俸羽之子杜闰娃为嗣。既据凭族立有约据，昭穆自必相当。杜子阳奚能籍抱迭搕，甚至唆使要回？所呈显有不实不尽。着自投凭家族理处，毋得率请唤究。”（《南部档案》6-393-408，同治十二年三月三十日。）而后杜严氏再次诉之衙门，称杜子阳等刁恶非常，家族对此事“莫何”，于是衙门同意了她的诉求，“姑准唤讯”（《南部档案》6-393-412，同治十二年三月三十日）。这反映了纠纷处理过程的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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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南部档案》12-104-7138，光绪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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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点注》，胡星桥、邓又天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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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同上注，页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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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同上注，页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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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对于起诉时证人应否同到的问题，清末的调查结果是：就民事而言，民事必批准后始行审判，起诉时无须证人同到之必要；而重大事件大率随即审讯，证人必须同到，以备质对（载法制科第一股员李光珠编辑：《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就调查报告内容分析，此案也仅是民事案件，因为证人并没有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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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薛允升，见前注[18]，页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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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日）岸本美绪：《妻可卖否？—明清时代的卖妻、典妻习俗》，载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民国九十年十月，页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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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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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南部档案》11-108-7983，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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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南部档案》13-985-7096，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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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南部档案》11-477-7867，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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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南部档案》11-1007-4，宣统元年十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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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相关研究也可参见吴佩林：“清代南部县之婚姻与社会研究”，载蔡东洲等著：《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页554-583；另外，里赞通过对《南部档案》59件招赘婚案件的统计也发现被断令维持现状的案件不到一成。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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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息讼》，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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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31[清]樊增祥：《樊山判牍》，《夫妇失和之妙判》，法政学习所石印本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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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清]佘自强：《治谱》卷四，《听讼三》，明崇祯十二年胡璿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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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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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当然，州县官自理词讼案件的庭审笔录可能会受到分巡道的个别审查。当分巡道察到一州县时，他会审查案件是否依法定期限审结，是否所有案件都在簿册登记中。如果某个案件从记录中删去，州县官将被夺常俸一年。如果缺乏某案的案情摘要，他将被降官一级。如果他故意在记录中省去任何项目或作虚假呈报，他将被撤职（见《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七）。但这是制度的规定，在实践层面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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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更详细的研究可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之第七章之第五节“错判之惩罚”，范忠信、晏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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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 [清]不著撰者：《江苏省例续编》，臬例，“州县亲理词讼限期”，同治十二年。光绪元年江苏书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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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清史稿》卷九八，《职官三·外官、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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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 《清通典》卷三四，《职官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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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 （咸丰）《天全州志》卷四。转引自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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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149。有清一代，地方官在理论上是三年一任，但实际的任期远比三年要短。依据学者的统计，将近一半的知县的实际任期在一年之内，参见李国祁、周天生：“清朝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期，页316。在河南鹿邑县和湖南常宁县，到了19世纪，知县的平均实际任期从1.7年到0.9年不等（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50-51）；在四川，清前期知县任期较长，平均5年左右，中期任期一般在2年左右，后期一般在一年半左右（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374-375）。以上数据的统计另可见尤陈俊：“清代地方司法的行政背景”，载《原法》第3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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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 《南部档案》6-350-1451，同治七年十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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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巴县档案》6-6-24456-1651，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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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 《南部档案》11-473-7830，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
| [72] | 《南部档案》4-289-1547，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七日。
|
| [73] |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娶亲属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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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 《南部档案》8-832-2，光绪九年四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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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 《南部档案》13-973-6989，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
| [76] | 顺治十七年，将《盛京定例》、《刑部定例》等附在律文之中。到了雍正二年颁行正式的法典《大清律集解》，律文后附有“条例”824条。到乾隆五年，又颁《大清律例》法典，“条例”增加到1412条。嗣后每年增加，到同治九年，“条例”增至1992条，又附“章程”100余条，合计已2000多条（此数据引自襟霞阁主编：《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页572。此数据与黄宗智先生所引略有不同，从顺治朝（1644-1661）最初的479条扩增到雍正朝（1723-1735）的824条，乾隆朝（1736 -1795）初期的1045条，嘉庆朝（1796-1820）初期的1608条，以及同治朝（1862-1874）初期的1902条。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页87） 。“例”的数量的不断上升，以至出现“以例改律”、“以例破律”、“以例破例”的情况（参见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杨一凡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评价例的作用和功过是非，不能以是否“以例破律”、“以例代律”为尺度，而应当以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为标准。见杨一凡：“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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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 [清]沈家本：《律例校勘记》，载《中华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第三册《沈家本未刊稿七种》，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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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参见淡新档案23201-23206、23208-23210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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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 王泰升、尧嘉宁、陈韵如：《淡新档案在法律史研究上的运用—以台大法律学院师生为例》，《台湾史料研究》第22号，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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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高祖孝文帝》，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99。
|
| [81] |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262。
|
| [82] | [清]沈家本：《寄簃文存》卷一，《删除同姓为婚律议》，载徐世虹主编：《沈家本全集》（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62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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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 括号部分系顺治三年添人，乾隆五年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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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 《清实录》（乾隆朝）卷一千二百十八。
|
| [85]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刑部，卷七百五十六，《历年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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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刑部，卷七百五十六，《历年事例》。
|
| [87] |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娶亲属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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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 薛允升，见前注[18]，第216页。
|
| [89] | 相关的研究颇多，不再赘述。可见邓建鹏：“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解析”，《清华法学》第四辑，2004年版，页176-200；胡成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载中国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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