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政治家”被许多学者视为法家的基本特征。章太炎说：“法家者流，则犹通俗所谓政治家也”。参见章太炎：《检论·商鞅》，载《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45。杨宽也谓：“法家实即政治家”。参见杨宽：“名家考原”，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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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有学者说：“法家所谓‘法’，由于其对君主本体地位的设定，从本质上说，只能是‘术’，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法权’范畴根本不同。‘法权’运作于确定的价值理念基础上，有可能发育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健康的文化形态；‘法术’则由于摈弃了价值理念的支撑，将一切归结于自然人性的利欲，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人文之根的铲除，是心性的败坏和全社会的非道德化。”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页127。牟宗三说：“法家之所以为法家，其本质的意义实只在此根源上的‘术’上，不在其治道之法上。”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22。张尔田说：“盖道家君人南面之内术，而法家君人南面之外术也。”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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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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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6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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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礼记·月令》郑玄注谓：“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刘师培说：“盖理字本训为治玉，引伸其义则为事理物理之称。盖事物之理必因分析而后明，而国家立法亦必析及毫芒，辨章分北，故法官亦号理官。”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载《刘申叔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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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载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页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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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5。所谓“两个‘法’”，前者指法律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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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严复说：“顾申、韩、商、李皆法家，其言督责也，亦劝其君以任法。然则秦固有法，而自今观之，若为专制之尤者，岂孟氏之说非欤？抑秦治固不可云专制欤？则应之曰：此以法字之有歧义，致以累论者之思想也。孟氏之所谓法，制国之经制也。其立也，虽不必参用民权，顾既立之余，则上下所为，皆有所束。若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93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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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80、135、53。梁氏很早就系统而深刻考证中西“法”文化差异，并揭示了法家乃至中国传统之“法”本质是“刑”。但该书第135页关于“中国古代法只能是‘公法’而非‘私法”，的说法略显武断，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古代与发达、显性的成文法（公法）体系并行的，还有一个隐性的习惯法（私法）体系。法即刑的结论由于忽略了“私法”的实际存在而显得片面，不过由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对法乃治道之具而非治道本身所达成的社会共识，决定了这个结论的深刻性及其经典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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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同上注，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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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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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梁启超称道家为“无治主义”，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礼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法家为“法治主义”（或“物治主义”）。他认为法家中“尚有两派与法治主义极易相混而实大不同者，一曰‘术治主义’，二曰‘势治主义”，。术治主义推申不害为宗，而势治主义则以慎到为代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78-79、164-165。侯外庐等也称慎到为势治主义。参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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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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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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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施觉怀：《韩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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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列，而后鼓士进之。’……楚人已成列撰陈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这个故事是韩非对春秋时代尚存的贵族精神的刻意揶揄，而可悲的是两千多年来国人都是按韩非的思维解读这个故事，将宋襄公作为嘲笑的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传统精神由高尚、浪漫走向粗鄙、功利的文化蜕变过程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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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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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庞朴：“‘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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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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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梁启超曾说：“法家之论治也，颇有似今日军阀官僚反对民治主义者之所云，今语军阀官僚以民治，彼辈辄曰‘国民程度不足’，盖法家之言亦曰：‘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梁启超，见前注[12]，页180。熊十力也说：“从来枭桀敢独裁而无忌者，必以为民智不可用也，而自计所见者大、所持者正，足为斯民谋福利也。实则彼欲利之，正所以害之；彼欲福之，正所以祸之。”熊十力，见前注[13]，页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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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熊十力，见前注[13]，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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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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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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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史记·商君列传》裴骃《集解》引《新序》。又《汉书·董仲舒传》：“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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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蒙文通，见前注[4]，页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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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蒋礼鸿曰：“商君者，盖尝学殷道，而变本加厉，以严罚壹其民者也。《书》称殷罚有伦，罚蔽殷彝；荀卿言刑名从商。刑罚之起虽自远古，要其有伦有彝，则始殷时。李斯上二世书、刘向《说苑》并云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而韩非书以此为殷法。非说为后人所不信，然观《礼·表记》称殷人先罚而后赏，其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则殷罚固重，韩非之说不尽为诬，而商君之严刑当即滥觞于殷法也。”参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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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李源澄：“法家思想之演变”，载《李源澄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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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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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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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执而杀之，以为首诛。”韩非就此评述道：“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王充《论衡·非韩》谓：“空杀无辜之民，赏无功，杀无辜，韩子所非也。太公杀无辜，韩子是之，以韩子之术杀无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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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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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张登泰、张恩富编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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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陈澧：“诸子”，《东塾读书记》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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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谢无量：《韩非》，《民国丛书》第四编（7），中华书局1936年版，页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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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参见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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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史记·商君列传》裴骃《集解》引《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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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深信”此与秦武器先进有关。“数百年来，文学性的史学者论及秦之勃兴，辄视为‘奇迹’，但余深信，吾人应一视秦之军库，寻出其具体的技术的发明，方能了解如此残暴与专制之政体，何以能达成其目的至如此辉煌之地步。”参见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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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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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谭嗣同：《仁学》卷上。毛泽东“文革”期间给郭沫若的诗中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呼应了谭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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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蔡尚思：“儒墨斗争史与儒法合作史”，《墨子研究论丛》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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