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参见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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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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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See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uChina7 s Transition to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1 Journal of Foliey Reform,14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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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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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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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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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013年11月4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坚决查处制造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虚报工作业绩的问题。坚决纠正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问题。”2013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详细阐述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要看全面工作，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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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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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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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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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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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周强：“加强行政程序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科学发展”，《行政管理改革》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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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孙笑侠：“局部法治的地域资源——转型期‘先行法治化’现象解读”，《法学》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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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马怀德：“‘法治GDP’比‘经济GDP’更重要”，载《法制日报》2011年8月3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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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周黎安，见前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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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周黎安等，见前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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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陶然等，见前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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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和志强1985年8月—1998年1月任云南省长，习近平2002年10月—2003年1月任浙江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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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排除了5个自治区，因为自治区的特殊性质使得其行政一把手很有可能为了补充该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代表位置获得晋升，因而和其它省份官员的晋升逻辑不同，不容易体现出晋升锦标赛的作用；也排除了1988年才建省的海南和1997年才建市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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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需要说明的是，“晋升”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情形中可能对于不同个体有不同理解。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在统计中所指的晋升是指这样几种情形：①由省（市）长调任书记，无论调任哪一个省（市②由不进入政治局的省（市）书记调任其它省（市）书记，调任时并未直接进入政治局，但是从此前惯例看该省（市）的书记将会进入政治局，此后也确实进入了政治局；③不兼任政治局委员的省（市）书记直接成为中央领导人。除此之外均视为平调。这样的简化忽略了很多情形，例如从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的省长调入发达省份的任省长，可能在实践中被视为晋升。而同样是调中央任部长，省长调任部长与书记调任部长的意义不一样，调任不同部委的意义也不一样。而在平调某一职务之后短时间内即获得晋升，则前一次平调可能本身就包含晋升的意味。后文的分析，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上述问题并不干扰本文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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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查询系统，http:// data.stats.gov.cn/index，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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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关于应当基于党政不同分工分别考察的这一分析视角，感谢刘思达提出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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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参见周黎安，见前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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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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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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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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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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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关于“条块关系”，现有的研究并未充分展开，具有启发性的相关讨论，参见刘忠：“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虽然该文只讨论法院院长的产生问题，但对于地方党政领导而言，也具有同样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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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对市、县级别是否存在典型的晋升锦标赛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到市、县层级的数据分析来回答，但对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这并不是必要的前提，因而可以留待今后的研究中展开。对于市一级数据的研究，参见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世界经济》2013年第12期。姚洋等人的研究指出，官员个人效应比起地方经济数据更能影响市级领导的晋升概率。杨其静等人的研究则指出，经济增长业绩对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最多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宽松的资格赛作用，而且作用限于一部分缺乏个人禀赋的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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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因此，另一个对立于晋升锦标赛的重要理论视角是关注官员的个人禀赋，而个人禀赋中最核心的是“关系”，和最高层领导的政治关系才是决定晋升的最主要因素。关于这一理论视角的开创性研究，Opper， Sonja and Brehm，Stefan，2007，“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更细致深入的研究，Shih，Victor, Christopher Adolph, and Mingxing Liu，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10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6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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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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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共中央组织部2006年7月3日印发）第2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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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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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Lynn White III，Chinese Constitutional Currents,36 Modern China，1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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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对于“大跃进”中地方政府行动所表现出来的锦标赛的逻辑，参见周飞舟，见前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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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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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4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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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毛泽东与胡志明的对话，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页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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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eds. G.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21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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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2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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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4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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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See Max Weber, Supra note 39，pp.24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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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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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周飞舟统计了1957—1964年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职务变动情况，发现1958、1959两年是省级领导调动最为频繁的两年，反映出大跃进的锦标赛当中非科层制的政治运作发挥着重要影响，参见周飞舟，见前注[8]。虽然这个调动数据和今天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都有中央对地方官员出人意料的破格提拔或是降职处理，而在此之后，除了以纪检或司法手段所处理的明确存在违纪或违法情形的人之外，没有任何省级地方官员的职务被意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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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而这也就回应了为什么前面的数据统计中简化的对“晋升”的定义并不至于干扰后续的分析。如果一名省长从人口规模、GDP总量都较小的省调动到另一个大省担任省长，在现实中都可能理解为晋升而不是平调。但因为锦标赛比较的是相对绩效考核，各省市的基础条件差异是被淡化的，只要相对绩效突出就可以获得晋升。从“小省”调往“大省”，并不等于容易获得更好的相对绩效，也就不容易在锦标赛中胜出。因此，现实中对此作出晋升的理解，事实上也就是对锦标赛理论的否定，而是更看重积累“隐形阶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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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例如，中组部已经研发了“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信息处理系统”，在各级组织部门推广使用这一软件。或许，将来理想的组织干部，也会失去其意识形态特性，而是像韦伯所设想的现代司法中的理想型法官一样，成为“自动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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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Stefan et al.，Supra not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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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Mingxing Liu et al.，Supra not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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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马克思预言了科层官僚制的发展就是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的表现，其发展最终会导致权力支配整个社会，将全社会改造成为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而不同于马克思对于异化之后的革命可以实现解放的乐观主义，韦伯更悲观的设想了官僚制稳定之下的“理性的铁笼”。而从历史当中，当看到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魅力型领袖也会感慨“只改变了北京周围几个小地方”的时候，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科层官僚制自我组织与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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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Max Weber, Supra note 39，p.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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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近来屡屡被曝光的一些年轻干部违规破格提拔的现象。在这些情形中，往往并不一定是要自上而下的选择具体的一个人，而是要自下而上的推出符合条件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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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可以参见韦伯对于科层制的“非人格化”和“可计算性”的分析。Max Weber: Supra note 39, p.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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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267—278、3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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