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如果将国家法律政策性宣讲文章归于“法理学论文”,将“外国法论文”和“部门法一般理论性和历史性论文”纳入到“法律史学论文”,那么法理学论文和法律史学论文的数量会有增加。
|
[2] | 参见陈林林:“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
[3] | 参见冯辉:“判决、公共政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跌倒争议案’的法理省思”,《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
[4] | 参见莫良元、夏锦文:“司法场域中热点案件的事实真相认定:彭宇案的法社会学解读”,《法律科学》2012年第5期。
|
[5] | 参见马长山:“法外‘政治合法性’对司法过程的影响及其消除——以‘李国和’案为例”,《法商研究》2013年第5期;李桂林:“司法权威及其实现条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
[6] | 参见钱弘道、姜斌:“司法公开的价值重估——建立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模型”,《政法论坛》2013年第4期。
|
[7] | 参见黄亚英:“构建中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初探”,《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秦宗文:“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色、难题与前景”,《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
|
[8] | 参见黄泽敏、张继成:“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及其规则”,《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孙光宁:“法律推理在司法中的融贯运作——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6号’为分析对象”,《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汤文平:“判例编辑方法研究”,《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
[9] | 参见陈洪杰:“论法律解释学视角内外的确定性命题”,《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侯学勇:“司法修辞方法在社会正义实现中的作用”,《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陈金钊:“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律修辞方法——以交通肇事连环案为研究对象的诠释”,《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王彬:“司法裁决中的实质权衡及其标准”,《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
[10] | 参见张志铭、于浩:“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
|
[11] | 参见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胡水君:“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
[12] | 参见李贵连:“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
[13] | 参见何海波:“行政法治,我们还有多远”,《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
[14] | 参见陈金钊:“法治方式所需要的姿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
[15] | 参见王志文:“法治与政治稳定——中国经验的定量分析:1996-2010”,《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
|
[16] | 张保生、郑飞:“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
|
[17] | 参见杨建军、马治选:“当代中国社会的维权行动——以维权类法治人物、案件和新闻为主要分析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
[18] | 参见倪斐:“地方现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周尚君:“国家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法治试验”,《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
[19] | 参见周安平:“人权的社会交换性”,《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
[20] | 参见宋方青:“人权立法的两难问题”,《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
[21] | 参见胡玉鸿:“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弱者人权保护”,《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
[22] | 参见赵树坤:“从两项‘中国人权行动计划’看人权实践在中国”,《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
[23] | 《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
[24] | 《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
[25] | 参见石伟:“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
|
[26] | 参见胡水君:“法律理学:跨越法学与理学”,《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
[27] | 《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
[28] | 《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
[29] | 《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
|
[30] | 《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
[31] | 《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
|
[32] | 《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33]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
|
[34] | 《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
|
[35] | 参见朱全景:“法学实验论纲”,《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
|
[36] | 参见张卿:“证明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肖沛权:“排除合理怀疑的经济分析”,《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
|
[37] | 参见胡继华:“养老金监管的法经济学分析”,《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
[38] | 参见王怀勇:“金融监管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
|
[39] | 参见胡朝阳:“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外部性内在化的法经济学分析”,《法商研究》2012年第6期。
|
[40] | 参见赵骏、李井奎:“禁止儿童乞讨的法经济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
|
[41] | 参见陈屹立:“严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
[42] | 参见凌斌:“规则选择的效率比较:以环保制度为例”,《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
|
[43] | 肖沛权:“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逻辑”,《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1期。
|
[44] | 参见刘承韪:“比较法的兴衰之势与中国趋向”,《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3期。
|
[45] | 参见朱全景:“试论比较法的困境与创新”,《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
|
[46] | 参见夏新华、张小虎:“终结还是重构:对法系理论的超越——兼与黄文艺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
|
[47] | 参见余盛峰:“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
[48] | 《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
|
[49] | 《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
[50]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
|
[51] | 《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
|
[52] | 《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
|
[53] | 《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
|
[54] | 《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
[55] | 《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
|
[56] | 《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
[57] | 《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
[58] | 《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
[59] | 《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
|
[60] | 《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
|
[61] | 《法学》2012年第9期。
|
[62] | 《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3期。
|
[63]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
|
[64] | 《法学》2013年第7期。
|
[65] | 《法律科学》2012年第5期。
|
[66] | 《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
|
[67] | 《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
|
[68] | 《法学》2012年第8期。
|
[69] | 《法学家》2013年第5期。
|
[70] | 《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9期。
|
[71] | 《法学家》2012年第1期。
|
[72] | 《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
[73] | 《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
[74] | 《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
|
[75]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
[76] | 《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3期、第4期、第5期。
|
[77] | 董政译、姚建宗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
|
[78] | 参见石洋:“战国秦汉间‘赀’的字义演变与其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
[79] | 徐燕斌:“汉书扁书辑考——兼论汉代法律传播的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
[80] | 陈玺:“唐代‘漏泄禁中语’源流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陈玺:“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
[81] | 赵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令·狱官令]‘僧道法科’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
[82] | 汪雄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三种神话——基于明清社会的反思”,《法学评论》2013年第4期。
|
[83] | 赵晶:“近代中国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源流——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为视点”,《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
|
[84] | 杜金:“献疑与商榷: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说起——《文学作品、司法文书与法史学研究》读后”,《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
[85] | 沈玮玮:“文若其人:赵舒翘与《提牢备考》互证——兼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方法”,《政法论坛》2012年第2期。
|
[86] | 吴佩林:“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县审民事诉讼大样——侧重于户婚案件的考察”,《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李青:“清代民事诉讼意识的萌发——以清代档案为视角”,《政法论坛》2013年第4期。
|
[87] | 原美林:“明清家族司法探析”,《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
[88] | 尤陈俊:“‘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尤陈俊:“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
[89] | 龙大轩:“八议成制于汉考”,《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
[90] | 艾永明:“官当新论:回归法律史的考察”,《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6期。
|
[91] | 张中秋:“为什么说《唐律疏议》是一部优秀的法典”,《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
[92] | 朱洁琳:“唐代判词的法律特征与文学特征——以白居易的‘百道判’为例”,《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
|
[93] | 宋国华:“秦汉律‘购赏’考”,《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
[94] | 陈锐:“唐代判词中的法意、逻辑与修辞——以《文苑英华·刑狱门》为中心的考察”,《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关于唐代判词的研究还有霍存福:“唐代判词中的实判——兼与拟判比较”,《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
|
[95] | 张海峰:“唐律‘十恶’一词的佛教渊源”,《现代法学》2012年第3期。
|
[96] | 朱腾:“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97] | 田平安、王阁:“论清代官批民调及其对现行委托调解的启示”,《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方潇:“孔子‘无讼’思想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简论对我国当前司法调解的启示”,《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张晋藩:“综论中国古代司法渎职问题”,《现代法学》2012年第1期;苏洁:“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98] | 《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
|
[99] | 《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100] | 《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101] | 《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
[102]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
[103] | 《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
|
[104] | 参见马作武:“先秦法家重刑主义批判”,《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
[105] | 参见吕志兴:“南朝律学的发展及其特点”,《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
[106] | 参见邵方:“儒家思想对西夏法制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
[107] | 参见屈永华:“准五服礼以治罪是对儒家礼教精神的背离”,《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
[108] | 参见赵明:“重评礼刑合一的法制构架”,《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
[109] | 参见成方晓:“由起草修改过程看(临时约法)的政体选择倾向”,《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钱宁峰:“‘统治权’:被忽视的宪法关键词”,《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于明:“政体、国体与建国——民初十年制宪史的再思考”,《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饶传平:“‘得依法律限制之’:(临时约法)基本权利条款源流考”,《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
[110] | “民初宪政·百年回望”专题研讨:章永乐:《从“大妥协”到“大决裂”:重访1913年》;田雷:《最坏的政体——古德诺的隐匿命题及其解读》;聂鑫:《民初制宪问题的再审视——比较宪法的视角》;陈新宇:《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于明:“革命与制宪之间——吴景濂与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
[111] | 参见易继明:“人格权立法之历史评析”,《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段晓彦:“《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
|
[112] | 参见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
[113] | 参见沈岚:“新生活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
[114] | 参见张群:“中国近代保密法制与新闻自由”,《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
[115] | 参见张仁善:“近代法学期刊:司法改革的‘推手’”,《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
[116] | 参见陈新宇:“人生何处不相逢”,《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3期;苏亦工:“仁、爱与权利:兼说费孝通先生暮年的文化自觉”,《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
|
[117] | 参见宦盛奎:“破碎舞台下的观看者”,《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刘志强:“罗隆基的人权理论阐释及其质疑”,《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孙德鹏:“袁世凯的绝境”,《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
[118] | 《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
[119] | 《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
|
[120]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
|
[121] | 关于分析法学理论的其他研究:雷磊:“原则理论与法概念争议”,《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朱振:“权威、共同善与内在观点——菲尼斯的权威论及其与法实证主义的区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王志远:“融贯论、道德实在与法律——一个基于内在实在主义的整合”,《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谈萧:“规范法学的方法构成及适用范围”,《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孙海波:“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
|
[122] | 参见傅广宇:“赫尔穆特·柯英与欧洲私法史”,《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
[123] | 参见龙文:“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权批判”,《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
[124] | 参见李昕:“法是善的底限——索洛维约夫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
|
[125] | 参见刘翀:“论目的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以美国法律过程学派的目的主义版本为中心的分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李其瑞、邱昭继:“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源流、方法与价值”,《法律科学》2012年第5期。
|
[126] | 参见许小亮:“从万国法到国际法——基于国家礼理性视角的观念史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
[127] | 参见袁达松:“经济法研究中的思想史视角”,《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
|
[128] | 参见周国兴:“审判如何回应民意——基于卢埃林情景感理论的考察”,《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
[129] | 参见于宵:“英国土地登记改革与地产权结构转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韩永强:“保险合同法‘最大诚信原则’古今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
[130] | 汪洋:“罗马共和国早期土地立法研究——公元前5世纪罗马公地的利用模式及分配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徐国栋:“行省制度的确立对罗马法的影响——以西西里行省的设立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黄美玲:“论古罗马时期的‘神誓’”,《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班天可:“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沉帮锋:“古罗马刑法的意外事故理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
[131] | 参见李昊:“法国危险责任的生成与演进”,《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
|
[132] | 参见陈惠馨:“1751年德国《巴伐利亚刑法典》——德国当代刑法的起源”,《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
|
[133] | 参见高鸿钧:“古印度法的主要内容与特征——以《摩奴法论》为视角”,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
[134] | 《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
[135] | 《法学评论》2013年第4期。
|
[136] | 《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
|
[137] | 《法学家》2013年第1期。
|
[138] | 《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
[139] | 《法学家》2012年第4期。
|
[140] | 《法学》2012年第10期。
|
[141]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
|
[142] | 《法学家》2012年第5期。
|
[143] | 《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
|
[144] | 《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
|
[145] | 《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
[146] | 《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
[147] | 《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
[148] | 《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
|
[149] | 《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
|
[150] | 《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
|
[151] | 《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