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是“一元性二阶层三分支”的体制，见《论我国一元性立法体制》，《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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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本文所论“立法权”，主要指国家立法权，在中国即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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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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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见郭道晖：《论我国一元性立法体制》，《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定后，行政法学界亦开始把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等行为概括为“抽象行政行为”，亦事实上承认了“立法规权”是属于行政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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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日本学者和莫夫将行政立法界定为“通过行政权立法”，见他所著《现代行政法》（中译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 3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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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关于三权之相互渗透，还可参阅[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第29页：“行政厅的委任立法，可以说即是实质意义的立法，而它在形式意义上，又属于内阁（行政政府）的权限，所以又可以说它就是行政；另外，众参两院国政调查权实质上是行政，但它又属于国会（立法府）的权限，因而也可称之为立法；再知，停业执行法院所进行的行政处分，实质上是行政，但在形式上又属于法院（司法府）的权限，所以当然也可以叫作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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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实际上是一分为四，因为还有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行使的军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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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馆1 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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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 982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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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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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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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源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3节，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即他所称颂的君主专制国家）是由三种权力构成的：“（a）立法权，即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b）行政权，即使各个特殊领域和个别事件从因于普遍物的权力；（c）主权，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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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美）汉斯·凯尔逊《法律与国家》，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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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21]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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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31、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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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中国的全国人大可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销不适当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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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黄茂繁：《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法学丛书编委会l982年增订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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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参见郭道晖：《论我国一元性立法体制》，《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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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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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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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和地方人人常委会的主任，一般都是党内的第三把手或以下。从第八届人大起，才有个别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由第一把手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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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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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即不象一般立法通过个别有关常设委员会审查，而是必须由全院委员会审查，再由国会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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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美）伯德纳·施瓦茨：《行政法》中译本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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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这3个税法及1个决定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 《税收管理法》，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殖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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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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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指在国会立法文件中插入立法否决条款，给予国会审查行政部门为贯彻执行特定法律而发布的政令、法规的做力，旨在维护国会对行政立法的控制。七十年代被国会否决的行政法规政令每年达10多次。后被联邦最高法院以其取代了司法审查权为理由，宣布国会“立法否决权”违宪而停止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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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参见吴大英、任允正、李林：《立法制度研究》，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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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参阅和田英夫： 《现代行政法》第180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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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见周道鸾：《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 《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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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罗斯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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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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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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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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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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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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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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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它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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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见国务院《关于加强股票、债券管理的通知》第2条和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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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见《广东省股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和第1 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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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感见》第33条，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关于我市股票挂失问题的通知》第5条，《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第73条，参阅一：《我国现行证券立法的冲突和问题》，深圳《特区法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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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法学研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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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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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联邦党人文集》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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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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