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梁任公先生对三期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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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典型例子就是光绪六年（1880年）由同文馆刊行的《法国律例》。该书为法国《拿破仑法典》的中译文，由同文馆教习、法国人毕利干翻译。因没有对应的法律词汇，使人无法阅读。参见拙作《法国民法典的三个中文译文》，见1993年《比较法研究》第七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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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前述黄遵宪所译日本《治罪法》和《刑法》，即由博亚梭纳起草，经过修正而成。见1992年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版《法律学的夜明珠法政大学》（《法律学の夜明けて法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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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法律学的夜明珠法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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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中文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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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笔者不敢肯定这本法律字汇是日本近代最早的法律辞书，但从翻译和编纂新法的时间看，最少可以说这本字汇是早期辞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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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实藤惠秀先生也说：“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有时用中国成语的字汇；然而新语却不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例如，日本人所制作的“文学”一词，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而成的；维新以后，这个词汇在日本被用来代表西洋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又如“革命”一词，来自汉文“革天命”；“革命”原是革天之命的意思。但是，在维新以后的日本，这个词汇被用来表示人民推翻旧政府的revolution的意义。参见《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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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见注[7]前揭书第281一至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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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参见注[7]前揭书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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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转引注[7]前揭书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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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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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19世纪70年代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以教授西学为任，设置天文、地理、化学、物理、医学、地质等实学，社会科学阙如。但是，据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之特课季课题称表，不但有“商贸利权”、“国际现势”、“社会救济”等类的课题，而且有刑律之题。如刘坤一课题：“西国用律师，判断两造，权与官埒。此中国所无也。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能详悉言之欤?”吴引孙课题：“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俨然是比较法学范围内的问题。该书院如果不讲习法学，此类问题，学生显然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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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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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丁家立，1882年来华，先在山西传教，后到天津开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为李鸿章的儿子、孙司一些大买办教习英文，与盛宣怀过从甚密。由盛提名担任总教习，兼任北洋留美总监督。1902年，又被袁世凯委任为直隶全省西学督导。1908年袁世凯失势，才脱离北洋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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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教育部报告民国十九年度高等教育概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一）页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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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林文德（Allem，Edgar Pierce）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儿子。1900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执业律师。1903年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法学教授兼在天津执行律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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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学部奏山西西学专斋整理办法片》云：“此次专斋之法律矿学两班毕业，所送讲义皆译成中文，程度尚浅，且有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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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1905年，添设法政预备科，即于师范生中以曾习法文及各国文字者挑选40人，请法国教习授以普通法律，为法科之预备。参见《直隶教育杂志》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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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见《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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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当时毕业考题，可见知识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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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说：“北京大学各科以法科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具有独立的法科大学的资格”。见《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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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北洋、山西、东吴，为英美式教育，北京大学和朝阳大学介于两者之间。专门法政教育，则几乎为日本学者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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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汪庚年氏编《京师法律学堂讲义》（1911年5月京师法学汇编社发行）共22册。注明讲授人姓名有：冈田朝太郎：法学通论、宪法、行政法、大清刑法总则、大清刑法分则、大清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松冈义正：民法总则、物权法总论、债权法各论、亲族法、相续法（继承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志田钾太郎：商行为法、会社法（即公司法）、手形法（即有价证券法）、船舶法（即海商法）、国际私法。岩井尊文：国法学、国际法。小河滋次郎：监狱学、大清监狱律。另有理财学、经济学未注讲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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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该书开列职员名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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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1910年，奏改法政学堂章程，将过去的“造就完全法政通才”这一宗旨，改为“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由培养通才变为培养专才，表明该校由理论型改为实用型。本此宗旨，学科变为正科、别科。取消预科和讲习科。正科分法律、政治、经济三门，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课程设置亦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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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据陈翊林《最后30年中国教育史》；1917年，全国法校计32所，在校学生8803人，毕业人数3634人。数字与《行政纪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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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蔡先生是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学界的：“今日中国之法学界乃过去历史之结晶，留日出身者支配整个法学界为时较早且久。人事关系中，自不免于暗种几种恩怨。兼之，若干研究法英美的杰才之得意于法学界，较之在其它任何方面为落后，其对于日本出身者之由蔑视而不快，由不快而憎恶，积渐至于形成变态的复仇心理，亦绝非绝不可能。于是法学界成为有好恶而无是非，有感情而无真理，有师生而无道义，有滥权而无理性，有压抑而无公道，有权力而无道德，有关系而无学问，有专制、垄断与欺瞒而无民主、法治与诚实。于是钩心斗角，各显神通。于是各霸一方，自立门户。于是一朝得志，倒行逆施。于是青天白日中，黑暗如漆。于是无政府之状态以成”。愤慨之词颇有过激之嫌。当日学界是否如此，姑不妄论。但是，学界内部之争斗，恐怕不能掩饰。蔡先生之论，使我想起清末沈家本先生对门户之见的规劝，看来，门户之争，自近代法学产生之日起，即不能免。门户之争，如果争的是学术，无可厚非。沈家本先生当年就这样认为：旧有旧之是，新有新之是，学术上的门派之争无可厚非。怕的是利禄为心。这样的门户之争便毫无意义了，不但无意义，而且丧失了法学的人格，丧失了学者的人格。法学和法学者都丧失了人格，法学又怎么能成其为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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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蔡先生对这三个怪物批判说：“法学界人士对于每一新人首先要同的是什么资格?那国留学?懂得几国文字?什么学位?这个人的学问和报酬等等之评价，常常完全决定在这几个条件上面，学问本身不必再问——问了怕也未必真识货。……不从学问推论学位资格，而从资格学位推论学问，这是倒转了真理，是形式主义。在形式主义的支配下，法学不贫困是偶然的。因而被人看不起，却是内在的必然性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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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北京法学会之发展》，见《法政杂志》第二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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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沈家本《法学会杂志序》说：“近世纪欧洲学者孟德斯鸠之伦发明法理，立说著书，风行于世。一时学者递衍，流派各持其是，遂相与设立协会推寻，新理日出，得以改革其政治”。认为到学在前，立法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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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在这次沈阳会议上，中国近代有无法学成为一个热题。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有法学。但是，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学，即没有中国人用中国语言，以中国传统、中国社会为背景，融合中外法理，阐述中国近代法的法学。这个问题很大，本文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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