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参见陈弘毅：“香港回归的法学反思”，《法学家》，1997年第5期，第51、62、88页。
|
| [2] | （1997）Hong Kong Law Peports and Digest 761； （1997）2 Hong Kong Gases 315。
|
| [3] |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页101），规定在1996年内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并在该《决定》的基础上订立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1996年1月，特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1996年3月24日，筹委会通过《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载《新华月报》，1996年第4期，页133）。关于成立临时立法会的背景，可参见陈弘毅：“香港回归的法学反思”；朱国斌：“关于香港临时立法会合法性及相关问题之我见”，《法学家》，1998年第3期，页9—108。
|
| [4] | 1997年第110条例。
|
| [5] | 见（1997）2 Hong Kong Cases 315， 351
|
| [6] | “直通车”方案是指在1995年选举产生的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自然成为在1997年7月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任期直至1999年立法会改选为止。“直通车”方案是199。年《基本法》通过时的构想，反映于当时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第6条。“直通车”方案的基本假设是，中英双方在香港过渡期的后半期将能在互相沟通和合作的基础上．就如何在1995年选举产生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达成共识，以确保有关选举安排符合上述人大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但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后，便一意孤行地推行被中国政府称为“三违反”的政制改革方案（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在199。年通过互换信件所达成的谅解），“直通车”方案因而不再可行。
|
| [7] | 《香港法例》第115章。
|
| [8] | 1997年第122号条例。
|
| [9] | 1997年第124号条例。
|
| [10] | （1997）3 Hong Kong Cases 64（高等法院原讼法庭）．（1998） 1 Hing Kong Gases 617（高等法院上诉法庭）。
|
| [11] | 上诉法庭以多数意见裁定，有关修订条例追溯至1997年7月1日的溯及力是有效的，故在该日以后偷渡来港的港人内地子女须遣返中国内地。但上诉法庭同时以多数意见裁定，在1997年7月1日以前已偷渡来港的港人内地子女，可在该日后行使《基本法》第24（3）条所赋予的居留权，不受有关修订条例的限制，无须遣返中国内地。
|
| [12] | 中英两国政府在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时同意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负责就《联合声明》的实施进行磋商，并讨论与1997年的政权交接有关的事宜。
|
| [13] | （1994） 4 Hong Kong Public Law Reports 194，
|
| [14] | （1995） 5 Hong Kong Public Law Reports 261； （1996） 6 Hong Kong Public Law Reports 237，
|
| [15] | （1991） 1 Hong Kong Public Law Reports 1， 261，
|
| [16] | 《香港法例》第336章，第52E条。
|
| [17] | 原有的《香港法例》第381章。
|
| [18] | 《香港法例》第4章的附属法例。
|
| [19] | Tony Blackshieldetal．，Australian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ory； Commentary and Materials， Sydney： Federation Press， 1996，pp． 847-850，
|
| [20] | 英国上议院法庭的著名判例Gouriet， of Post Office Workers （1978） Appeal Cases 435．
|
| [21] | [32][33]参见P．Macklem 等著：Canadian Constitutional Law， Toronto： Emond Montgomery， 2nd edition 1997， pp． 224—225，1157，226—227，1169—1170．
|
| [22] | 参见M． Cappelletti，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1）。
|
| [23] | 参见Albert H． Y． Chen，“The Basic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23 （1993），PP31—78。
|
| [24] | 参见C． Neal Tate and Torbjorn Vallinder （ed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25] | “公共空间”（或译作“公共领域”或“公共论域”）是当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性的结构转变》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可参见曾庆豹：《哈伯玛斯》，台北，生智文化事业，1998年．第2章。
|
| [26] | 参见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Mineola，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nd ed． 1988， chapter 3，尤其是页66。
|
| [27] | 《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第7（1）条，参见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th ed． （updated）， 1995， pp． 248—253，
|
| [28] | 《香港法例》第383章。
|
| [29] | 参见陈文敏：《香港人权法案生效首年的回顾》，《法学评论》，1992年第4期（总第54期），第75—79页及1992年第5期（总第55期）．第63—69页。Yash Ghai，“Sentinels of liberty or sheep in woolf''s clothing？ Judicial politics and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Modern Law Review， Vol． 60（1997），pp． 459—480； Johannes M． M． Chan，“Hong KOng''s Bill of Rights： Its reception of and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47（1998）， pp． 306—336，
|
| [30] | E1992）1 Hong Kong Criminal Law Reports 127，
|
| [31] | 《香港法例》第134章。
|
| [32] | （1992） 2 Hong Kong Public Law Reports 182，
|
| [33] | 可参见R v Chan Chak Fan（1994） 3 Hong Kong Cases 145， 153，
|
| [34] | （1996） 1 Hong Kong Cases 124，
|
| [35] | 功能组别选举制度是香港政治体制的特色之一，在《基本法》生效后仍然保留。香港立法机关除设有由全民分区普选的议席外，还有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的议席。功能组别是在职业和各种界别等社会功能的基础上设计的，例如所有律师、所有医生分别组成两个功能组别，每个可选一人进立法机关为议员。有些功能组别的成员是团体而非个人，例如由不同工会组成的功能组别、由商会的公司成员组成的功能组别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