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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灌区尺度聚落与水土资源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张掖绿洲为例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tudy of Settlement and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Based on Irrigation District—A Case Study of Zhangye Oasis  [PDF]
王录仓, 高静, 武荣伟
Open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JSWC) , 2015, DOI: 10.12677/OJSWC.2015.34008
Abstract:
多个两个相近相通，又相差相异的系统，不仅有静态的相似性，也有动态的互动性，即具有耦合关系。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在现代绿洲，水–土–人–经系统存在着高度的共生性和相互依存性。论文基于张掖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构建了适合于绿洲灌区的测评指标体系，综合应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度模型，对张掖绿洲29个灌区的聚落与水土资源之间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张掖绿洲29个灌区单元中，耦合度可划分为高度耦合、磨合、拮抗、低度耦合四类，聚落和水、土资源耦合度耦合度平均值为0.714，为高水平耦合阶段，但空间差异明显。高度耦合灌区主要分布在部分典型的绿洲核心区，基本沿黑河干流分布；处于磨合阶段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山灌区，或绿洲边缘灌区，但基本上都有径流量较大的支流，水资源有一定的保证程度；处于拮抗阶段的灌区主要分布在张掖境内黑河干流下游的外围地带；低度耦合灌区，主要是肃南皇城灌区和明花灌区，属于更典型的独立灌区。灌区人–水–土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分布格局基本类似，同样可划分为极度协调、高度协调、适度协调、低度协调四类，但略有不同，其中，极度协调灌区主要分布黑河干流流经的典型绿洲灌区；高度协调地区主要分布绿洲边缘和少部分沿山灌区；适度协调地区分布在依托独立水系(老军河、马营河、沙河、苏油口河)形成的沿山灌区；低度协调区主要分布在肃南更典型的独立灌区。综合各灌区单元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对张掖绿29个灌区单元进行分类，将其分为4个类型区：高耦合高协调地区、磨合区(即高耦合低和谐地区)、拮抗区(即中耦合低和谐地区)和低耦合低和谐地区。
Multiple subsystems are interdependent as well as independent, forming a mutually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hich has a coupling relationship. The coordination is a 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harmony between the degree of system or internal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embodies the system from disorder to order trends. In modern oasis, within the human-water-soil system composed of human being,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there exist clos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 system’s elements. Based on the data of human-water-soil system in Zhangye irrigation districts, as well as the second land survey database of Zhangye city, we constructed human-water-soi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unction, and then used the model of coupled degree and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to calculate each degree of human-water-soil system in Zhangye irriga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n 29 irrigation units of Zhangye oasis, coupling degre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average of coupling degree about human and water, soil resource is 0.714 for the high level of coupling stage,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gion in highly coupling degre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me typical core areas of the oasis and is almost distributed along the Heihe River; region in the run stag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hillside irrigation or edge of oasis irrigation and relies on large tributaries. Water has a certain level of assurance. Irrigation in antagonistic stage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Zhangye Heihe River downstream outlying areas; low coupling region is distributed in the more independent Sunan irrigation reg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bout human-water- soil system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nd coupling are
青藏高原东缘民族区域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
王录仓,石培基
冰川冻土 , 2002,
Abstract: 青藏高原东缘区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民族、经济结构的制约,民族宗教文化、民族贸易的超常亲合及资源开发、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低水平、小规模、职能分工不明确、空间分布差异大是城镇发展的主要特征.严酷封闭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主要的障碍因素.因此选择“小规模、多中心、多层次、适当集中”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强化城镇及区域特色产业,优化生态环境,营造城镇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中心城镇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灌区中居民点与水土资源邻近关系——以张掖绿洲为例
王录仓,高静
干旱区地理 , 2015,
Abstract: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核心在于水,核心区域在于绿洲。灌区是构成绿洲的最基本单元。论文应用最邻近距离指数(NNI),分析了张掖绿洲灌区中居民点与水浇地及渠系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在张掖大小共39个灌区中,有22个灌区的NNI值<0.5,灌区中居民点总体表现为聚集分布态势,但空间差异明显,沿山灌区居民点聚集程度明显高于绿洲中腹灌区,映射出不同灌区水资源的基本约束力。从微观角度考察,居民点与水浇地、渠系、道路之间的平均临近距离从沿山独立灌区-绿洲边缘灌区-绿洲中腹灌区逐步增加,说明沿山灌区水浇地、渠系与居民点的关系更密切。灌区中居民点与渠系、水浇地表现出显著的"亲水型"和"亲地型","质点"(居民点)-"廊道"(渠系和路网)-"域面"(土地)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基于灌区尺度的聚落与水土资源空间耦合关系研究——以张掖绿洲为例
王录仓, 高静
自然资源学报 , 2014, DOI: 10.11849/zrzyxb.2014.11.008
Abstract: ？灌区是构成绿洲的最基本单元,在人工灌渠系统的强烈控制与引导下,渠系的供水量决定了灌溉面积(水浇地)的大小,而水浇地的规模又决定人口的承载能力,因此,水-土-人系统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和共生性。论文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的Getis-OrdGi*指数,选取张掖39个灌区中的3个灌区(新坝、平川、盈科)分别代表沿山独立灌区、绿洲边缘区灌区和绿洲中腹灌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坝灌区受独立水系和水资源保证程度的深刻影响,渠系、水浇地和居民点自干渠向外,由热点地区逐渐转变为冷点地区,居民点、干渠、水浇地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渠系对水浇地分布具有显著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平川灌区受黑河干流走向的影响,居民点、水浇地表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黑河沿岸干渠对居民点和水资源具有较强的基础性作用。盈科灌区由于水资源丰富,保证程度高,渠系对于水浇地和居民点的控制作用反而低于其他两类灌区。
基于小尺度的高寒牧区碳排放估算——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
王录仓？,高静？
生态学报 , 2014,
Abstract: 碳排放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纵观碳排放计算,关键涉及到两个环节:一是研究尺度的选择,二是评估参数(即碳排放/吸收系数)的确定.高寒牧区还必须充分考虑牲畜碳排放.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将研究尺度缩小到41个行政村,并采用最新的土地二调数据,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和碳汇、生活和牲畜碳排放进行了系统地测算.结果表明:(1)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考察,合作市总碳排放表征为"碳亏"态势.总碳排放量为24374.82t/a,其中土地利用碳排放量为4908.21t/a,牲畜代谢碳排放量为3703.94t/a,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量为15762.67t/a.而碳汇量仅为1949.74t/a,"碳亏"量为22425.08t/a.(2)牲畜是高寒牧区呼吸碳排放的主体,其碳排量为3703.94t/a,其中牛是碳排放的主体,其碳排量占90%以上.(3)城乡居民生活碳排量为15762.67t/a,城镇明显高于农村,生存型碳排放强度高于发展型碳排放强度.(4)碳排放局分布势面与碳汇分布局势面基本呈反向分布态势,但总的碳排放格局取决于碳排放而非碳汇,空间分布表现为从城区-半农半牧区-纯牧区逐级递减的趋势.
高寒牧区村域生态足迹——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
王录仓？,高静？
生态学报 , 2012,
Abstract: 高寒牧区是一类特殊的地域,其生态环境本底和压力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域类型。从自然本底上讲,"高寒"特征造成生态系统结构单一、节律缓慢、功能稳定性差,因此,脆弱性强,而修复难度大;从压力上讲,"高寒"又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外界要素的过分介入,导致人口分布的高度离散性和稀疏性,人地矛盾转化为更直观的草畜矛盾。论文结合高寒牧区的特质,对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承载力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了高寒牧区生态承载力的主控因素——牲畜特征、人口特征、生境特征和地域特征,以甘南州合作市为案例,具体测算和分析了41个行政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1)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分布格局大致呈反向态势,说明在高寒牧区,人口与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2)从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对总生态足迹的贡献度上看,总生态足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牲畜生态足迹,说明牲畜是主控因素。(3)从地均生态承载力分布态势看,低承载区主要分布于北部海拔较高的广大牧区,这里生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以高寒草甸草原和沼泽草原生态类型为主,寒冻风化作用异常强烈,生物有效生长期非常短。而高承载区分布在市区周围和南部洮河谷地沿岸,生态系统除草地生态系统外,还有森林生态系统。从而说明人为条件的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和自然环境的严酷程度是决定高寒牧区承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4)从生态盈余与赤字的空间分布态势看,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广大的纯牧区,超载过牧是生态状况的关键性致因。因此提高生态承载力、减少生态赤字的关键集结于草畜关系上。有鉴于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根据天然草场的承载能力,建立适宜的草畜平衡关系,将超载的牲畜转移出去;二是科学合理的提高草场的生产能力和承载能力,这就需要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三是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天然放牧业的高度依赖性,推进传统草地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
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灌区水效率变化研究
王录仓,陈菲
生态学报 , 2018, DOI: 10.5846/stxb201704060588
Abstract: 石羊河流域灌区是人-地-水矛盾高度集结之地，也是流域综合治理的重点地区，其用水效率的高低深刻影响着绿洲的稳定性和三生系统（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发展状态。选择DEA模型，测度了《石羊河流域治理规划》实施前后13个灌区农业用水效率变化。结果表明：综合治理前后各灌区用水效率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以2007年为拐点，总体呈现前期波动下降、后期稳定提升的发展历程。用水效率中游井泉灌区 > 中游山水灌区 > 下游山水井泉混合灌区，映射出流域治理的强大影响力。重点治理区域高于非重点区域，但下游红崖山水库灌区用水效率仍很低。各灌区水土冗余是影响用水效率的共性因素。水冗余井泉灌区 < 山水灌区，但冗余度和松弛变量均在减少，说明水资源节约程度在加强。治理前井泉灌区和混合灌区土冗余最多；治理后山水灌区和下游红崖山水库灌区土地在减少冗余度，说明"关井压田"对井泉灌区起到明显作用
高寒草地畜牧业产业化的障碍与实现路径——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
王录仓,李巍,王生荣
草业科学 , 2012,
Abstract: ？草地畜牧业是合作市的主导产业，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育程度的深刻影响，农牧业经济要素互补性差；畜牧业内部同构性较强，区域分工不明显；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粗放、低质、低效；畜产品加工企业门类不全，规模不大，带动性差；普遍缺少各种形式的中介机构和协会，农牧民自组织能力不足；缺少交易市场，要素流动受阻，致使畜牧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因此，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强基地建设，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强化农牧业服务体系，实现草地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
高寒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实现路径——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王录仓,李巍,王生荣
草业科学 , 2013,
Abstract: ？城乡一体化是以乡补城、以城带乡，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受特殊高寒地理环境和特定多元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甘南州生态地位重要，但环境脆弱，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生态基质较差；整体经济落后，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和居民点分布具有高度离散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和空间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瓶颈作用强烈，城乡一体化联系通道有限；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均衡，城乡差距较大，城乡矛盾突出。因此，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调驱动机制的转型，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动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一体化。
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城镇化问题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王生荣,李巍,王录仓
农业现代化研究 , 2013,
Abstract: 文章通过构建人地关系状态模型和人地关系演进与城镇化关系分析模型,对甘南州人地关系状态演进、人地关系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和程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系数从1978年的0.205增大到2010年的0.308,年均增长1.57%,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加大,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区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②甘南州城镇化率与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值相关系数为0.878,说明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情况下,农牧村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力加快。③甘南州城镇化率与城镇生态环境的表征值相关系数为0.59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甘南州城镇人地关系相对较好,城镇生态环境容量潜力相对较大。④城镇化不仅可以缓解甘南州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而且城镇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发展,从而改善城市及区域生态安全状况。据此,提出了集中型、生态型等城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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