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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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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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中国古代冤案的资料整理不少，但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多，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收集整理参见崔利波、祝恩明：《中国古代典型冤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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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冤案问题的“主流逻辑”，参见高鸿钧、张建伟编：《清华法治论衡：冤狱是怎样造成的（上）》（第9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高鸿钧、张建伟编：《清华法治论衡：冤狱是怎样造成的（下）》（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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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参见刘星：“‘冤案’与司法活动——从卡夫卡《审判》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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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参见封丽霞：“并非停留于历史的记忆里”，高鸿钧等，见前注[3]；魏晓娜：“我们为什么反对刑讯”，尚鸿钩等，见前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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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如刘思达：“立法、实践与政治过程——谈冤案与律师辩护难的成因”，高鸿均等，见前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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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参见戴昕：“冤案的认知纬度与话语困境”，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苏力：“窦娥的悲剧”，载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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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参见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郭金明：《关于科学技术促进司法正义实现的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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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刘星，见前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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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陈柏峰：“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祥林案切入”，《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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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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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Ian Word，Law and Literature: 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6—147；（美）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正义之镜：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苏力，见前注[7]，页384—386；冯象：“为什么法律与人文”，载林来梵编：《法律与人文》，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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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苏力，见前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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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参见康保成：“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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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参见易延友：“冤狱是怎样炼成的——从《窦娥冤》中的举证责任谈起”，《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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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这个学术概括来源于李斯特对冯象“法律与文学”研究的评论，见李斯特：“评‘苏力评冯象’”，载苏力编：《法律书评》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另参见陈颀：“法律与文学的社会科学进路：洞见与不足”，载苏力编：《法律书评》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冯象：《政法笔记》（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 and Society 2（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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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本文采用的版本是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简称窦娥冤），载关汉卿：《关汉卿全集》，吴国钦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窦娥冤》现存主要有三个底本，这个版本以明代臧晋叔《元曲选》为底本，参考和校汇明代《古名家杂剧》和《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等两个版本。关于元杂剧的版本差异和时代考证，以及对《元曲选》的批评，学术界有不少讨论。近期颇具颠覆性的研究是两位海外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H. West）和伊维德（Wilt L. Idema）的批评，奚如谷：“臧懋循改写《窦娥冤》研究”，《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伊维德“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这两位学者认为包括《窦娥冤》在内的元杂剧的现存版本遭到明代文人的改写。类似思路的研究也可参见：汪诗佩：“宿命?平反?教化观：论两本《窦娥冤》”，台北《戏剧学刊》2010年第11期。本文承认《古名家杂剧》与《元曲选》的《窦娥冤》版本差异，但认为上述三个文献均有扩大版本之间的差异之嫌。本文认为，在儒家礼法的“婚礼”、“丧服”与“司法伦理”等核心问题上，不同版本之间并无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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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相关研究很多，一个经典研究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116；晚近有影响力的总结性研究参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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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尼采：《历史的用途和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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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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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参见徐大军：“元杂剧主唱人的选择、变换原则”，《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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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有代表性的总结，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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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有关元代的儒士问题，一个简明扼要的研究参见邓绍基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1998版，页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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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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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作为元杂剧的必备要件，上场诗通常用来交待人物身份，是登场人物面对观众的自我表白，参见魏明：“元杂剧上场诗的类型化倾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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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元朝官方设立高利贷机构“斡脱所”，利率计算是一年本利一倍，人称“羊羔息”。关于元代“斡脱钱”，参见《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898—991；元代斡脱商业的研究可参见刘政：《斡脱商业与元代社会》，兰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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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参见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燕京大学194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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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谢枋得：“谢叠山集”，载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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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转引自么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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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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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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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宋元以前，类似于童养媳婚的成婚形式通常限于上层阶级，特别是帝室。元代童养媳婚的研究，参见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76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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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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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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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夫富者之为利，莫非放债取厚利，恃势而盈，致使贫乏下民终日逐利以偿其债，中人之家终身营业，以待其吞并，其或家穷力尽，同卖妻鬻子，身为奴仆而后已。”黄必大：《积善录》，转引自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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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这是元朝第一次科举。而一般认为，关汉卿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有研究推断为1302年左右，参见邓绍基，见前注[27]，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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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有研究表明，绝经妇女仍有可能出现性欲增强的现象，见王伟华：“绝经后女性的性欲活动和功能”，《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妇产科学分册）》2005年第10期。然而结合上下文考虑，蔡婆婆守寡多年，之前一直没有改嫁或招婿，因此不大可能因为情欲原因而接纳张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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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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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蒙古贵族原本实行收继婚制，即子收庶母、侄收婶母、弟收兄嫂，并没有要求妇女守节的观念。元朝收继婚的律令，参见《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65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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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元代保护妇女再嫁的律令，参见《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618、62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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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参见王毅：“元杂剧中反掠夺婚姻的思潮”，《江汉论坛》198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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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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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宋濂等，见前注[34]，页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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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当然，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是，张驴儿父子是北人或南人假扮的“蒙古流民”。不过这不影响本文的判断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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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一个常常被提及的文本证据，见第四折窦天章对窦娥鬼魂的训诫：“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街坊。”关汉卿，见前注[17]，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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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张汉良：“关汉卿的《窦娥冤》：一个通俗剧”，载温儒敏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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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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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更细致的分析参见么书仪，见前注[29]，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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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外据拜门一节未曾举复。照得国朝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倶无如此体例。此系女真风俗，其汉人往往傲学，习以成风，徒费男家钱物，致起争讼，甚非礼制。”《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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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6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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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必须经过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详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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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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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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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5。
|
| [56] |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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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妻为夫之族服”的条目，见《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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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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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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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苏力，见前注[7]，页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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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宋濂等，见前注[34]，页2671。
|
| [62] | 宋濂等，见前注[34]，页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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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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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 蒙古族在隋唐和宋代，又被称为蒙元，因此桃杌有可能是蒙古人，也可能是讨好蒙古人的色目人。参见屠寄：《蒙元儿史记》，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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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22。
|
| [66] | 参见祖伟：“中国古代‘据供辞定罪’刑事证据首要规则及理据解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另参见祖伟：“中国古代‘据状断之’证据规则论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
|
| [67] | 《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1334。
|
| [68] | 宋濂等，见前注[34]，页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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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 苏力，见前注[7]，页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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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16。
|
| [71] |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22。
|
| [72] |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18。
|
| [73] | 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价——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潘吉星编：《李约瑟文集》，陈养正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页338。
|
| [74]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35。
|
| [75] | 袁桷：“清容居士集”，载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463。句读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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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 关汉卿与白朴是好友，他与白恪亦有来往，两人都曾从河南到扬州府再到江浙行省，他们有可能在平江见过面。参见徐沁君：“《窦娥冤》三考”，《黄石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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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 《元典章》（二），见前注[26]，页990。
|
| [78] |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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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 关于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取得与判断，参见祖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理据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页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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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 朱熹：“中庸集注”，载朱熹：《大学中庸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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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 班固，《汉书》，页2518—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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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 关汉卿，见前注[17]，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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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 苏力，见前注[7]，页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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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 苏力，见前注[7]，页249—250。
|
| [85] | 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律人的新“奥德赛”——在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载观察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13_06_26_15380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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