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美国有少数洲仍保留大陪审团，但作用和意义都不大，学者们视其为个别和例外情况。参见蔡墩铭：《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页217。
|
| [2] | James Gobert，Justice，Democracy and the Jur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7，p．25，notes 4．
|
| [3] | 马克斯·韦伯：《论经济和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62—63。
|
| [4] | 杨联华：“德国概念法学的产生、影响及其历史地位”，《法学译丛》1985年第2期。
|
| [5] | 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该文对形式理性的法有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
| [6] |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190。
|
| [7] | See Edgar Bodenheimer，Jurisprud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14．
|
| [8] |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Common Law，Boston，1923，p．1．
|
| [9] |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138。
|
| [10] | 弗兰克：《法律与现代精神》，页11—12。转引自刘星：《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页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