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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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谓其主要渊源于《资治通鉴》，亦无不可。（参见陈寅恪：“自序”，载《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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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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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一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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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参见韩涛：“司法变奏的历史空间—从晚清大理院办公场所的筹建谈起”，《北大法律评论》第9卷第2辑（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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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1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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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参见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类型”，载氏著《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页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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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影印*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199册），台北世界书局印行1988年版，页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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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该规定之原文为：“一、各省文武官员衙署，如实系历年久远坍塌应修，须查明该处现无别项要工，于估报时切实声叙，并取具道府查勘印结，方准借款兴修，仍按照额借银数在千两以内咨部复办，千两以上奏明办理。二、文武官员衙署坍塌，正任及题署、咨署各员准其借款修理，其暂行委署人员不准借给。如正任人员或己详请，续经差委，离任尚未领项兴修者，所借银两存，俟正任回署及接任人员到署之日，再行饬领修理。不得以正任业经出详，遽令暂署之员领办。”（清工部编：《钦定工部则例》，光绪九年刻本，卷八，“公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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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清工部编：《钦定工部则例》，卷十九，“保固”。除了申请程序和建筑质量这两个方面外，《钦定工部则例》还有关于修建材料、出工、费用核算等方面的细密规定。另外，为了报销、核查所需以及防止违背礼制规定建筑之出现，更规定“如修建牌楼、辕门，应开明中高丈尺，两边高丈尺并面宽丈尺，栅栏应开明高宽丈尺。”（清工部纂：《工部简明做法册》，清刻本，卷一，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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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由田文镜撰写、雍正钦批颁行天下的《钦颁州县事宜》，开篇首揭州县官的职责和应有的道德操守，认为只有不顾百姓死活的俗吏才会将心思用在修衙上，曰：“州县初膺民社，通籍仕版，上为圣天子抚字元元，加惠地方，致身事君，始基之矣。正宜崇简持约，饬官方，励操守，以图远大，建白当时。无如俗吏以到任为荣，而奸胥喜以铺垫为事，衙门则必重为修饰……在长官释褐方新，扬扬入署，视为衙门旧例，快意当前。而不知派累行户，苛敛里民，追呼悉索，已费中人之产矣。其实备办供官者，不过十之二三；而侵蚀分肥者，已踰十之七八。是民为鱼肉，官为唇齿，恣意大嚼，乃供群*之饱，俾其扪腹匿笑。岂不愚哉？”（郭成伟主编：《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页108。）其实，官员们之所以顾及官声，固然有其私人目的，但也有实现其体恤民生、造福地方的儒家“牧民”理想的考虑，客观上则有利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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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清工部编：《钦定工部则例》，卷八，“公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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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托津等奉饬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影印，卷667，页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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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赵定邦等修，丁宝书等撰：《长兴县志》，光绪十八年增补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卷三，“公署”，页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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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同上注，页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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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清朝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官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依次而减。”（托津等奉饬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5)，见前注[13]，页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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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明史》，卷130,“列传”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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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赵定邦等修，丁宝书等撰，见前注[14]，页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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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参见吴逢辰主编：《千年县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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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聂影：“轴线与对称”，载氏著《观念之城：建筑文化论集》，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页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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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参见吴逢辰主编，见前注[19]，页32；庆霖等修，戚学标等撰：《太平县志》，光绪二十二年重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影印，页330；赵定邦等修，丁宝书等撰：《长兴县志》，页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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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参见吴逢辰主编，见前注[19]，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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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郭成伟主编：《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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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对主官来说，大堂建筑赋予其高贵身份，同时也有其牧民之责。大堂之设计使之对案件的审理直接面对民众，且堂内外抬头即见的匾额、石坊上的文字也在提醒其职责所在。从理论上说，这种建筑构造是希望主官能够在其特殊身份和职责之间维持平衡。与此相应，在衙署的修建上，也有类似的平衡存在：即衙署是朝廷在地方的体面所在，应保其威严；但为衙署大兴土木又无异于榨取民脂民膏。为维持这种平衡，清代的衙署呈现出的外貌是威严但并非富丽堂皇。因此，可以说，衙署的外观和内部设计，其内在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兼顾身份和相应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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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近代以前，虽然有葡萄牙人在澳门租地、十三行在广州建屋，西洋教堂乃至圆明园西洋楼的出现，总体来说，这些西洋建筑只是零星出现，未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较大冲击，对后世建筑的影响力也有限。（参见李海清：《中国建筑现代转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6 -36；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25；李学通：《近代中国的西式建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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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王槐荫：《北平市木业谈》，北平市木业同业公会，1935年。转引自赖德霖，同上注，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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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参见甘豫立：“上海会审公廨之研究”，载何勤华等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诉讼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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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参见如郭嵩焘等著：《郭篙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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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参见《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九号，“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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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据熊达云博士的统计，清末中国人考察日本所留下的政法考察记有四十多种，刘雨珍、孙雪梅将其中的十五种编成了《日本政法考察记》一书，于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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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参见段献增的《三岛雪鸿》、王三让的《游东日记》、刘瑞璘的《东游考政录》、涂福田的试东瀛见知录》、舒鸿仪的《东瀛警察笔记》、刘庭春等人的《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刘桪的《蛉洲游记》和贺纶夔的《钝斋东游日记》，载刘雨珍、孙雪梅编：《日本政法考察记》，同上注，页88 、113 、135 、244 、332 、363 、394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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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参见李贵连编著：《沈家本年谱长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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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北京农工商部印刷科铅印本，1907年版，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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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汪庆祺编、李启成点校：《各省审判厅判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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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宪政编查馆在审核大理院完成筹备立宪清单1907年度应办之事的情况时指出：“查该院为全国最高法院，乃立宪国实行宪政重要之地，法庭规制为观瞻所系……该院所奏建筑法庭、练习人才两端，均属切要之图，应令按照所陈认真办理。”（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宪政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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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固然这一方面是认识的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功利层面上的论述，对说服朝廷兴修新的西式法庭最有效。从晚清启动法律和司法改革开始，乃至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激烈争议，每当改革主持者处于下风时，总会祭起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大旗，作为最后的绝招，说服反对者就范，即可证明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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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参见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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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参见韩涛，见前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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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参见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415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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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司法部编印，《改订司法例规》（上册）,1922年，页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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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七“审判”，政学社石印本，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年影印，页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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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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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申报》影印本，第104册，页236；亦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七“审判”，政学社石印本，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年影印，页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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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申报》影印本，第104册，页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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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法权讨论委员会编：《考察司法记》,1924年，页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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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参见李启成：“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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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资料全部来源于法权讨论委员会编：《考察司法记》，页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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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法权讨论委员会编：《考察司法记》，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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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沈家彝：“沈顾问条陈视察直鲁等省司法事宜”，载法权讨论委员会编：《考察司法记》，页593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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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在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一定位置的大理院新办公楼，也更多是“对外观瞻所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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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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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关于这一点，晚清主张改良监狱的人明确认识到了。“监狱为执行自由刑之地。昔之监狱，并非用以执行自由刑，不过将逮捕之人，于未判决之前，挚系之防其逃遁而已。举凡监狱中所应有之监狱机关与执行机关等，殆绝无焉。故其名虽曰监狱，实与无监狱等。此为改良监狱前各国之实况。”（《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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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李贵连编著，见前注[32]，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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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参见《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页1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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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有学者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于此可见一斑，“京师第一监狱成为中国首批达到世界标准的现代化监狱之一，它于1912年开始启用。在此之后的30年中，县府、州府、省府和中央政府成功地进行了改良，更大范围地推进了监狱改良。不仅在传统的县监废除了治外法权—所谓落后、‘野蛮的’和不人道的代表—而且现代化的、‘科学的’监狱体系也使之感到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精神上的平等。”（荷）冯客：《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徐有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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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参见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页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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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如“断狱”部分的“凌虐罪囚”、“狱囚衣粮”、“鞠狱停囚对待”等，皆包含了此种保全民命的思想观念。（参见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册），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993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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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他主要谈及了统一法庭建设，不仅对收回法权，而且对司法审判职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价值。在他看来，“法厅建筑工程，则宜规诸久远，预备扩充，门表外形，尤须划一，以期形式之整齐，即为精神所表现。若仍因陋就简，内则无以促进国民尊重之心，外且将启远人讥评之口，影响至巨。纵令财力艰难，似未可置为缓图也……按照统一规划，建筑法庭、侦查各室。曰：法庭、侦查各室，宜酌取定式也。吾国旧制，听讼皆有定所，意专取乎尊严。东西各国，则并注重实用，法庭构造，各有成规二何国方式，一见即知。我国改革以还，法庭创建，皆从苟简……似宜亟求整齐之法，由部参酌各国定式，取其合于实用者。如光线应如何引射，门户应如何开辟，席次应如何排列。酌定划一规式，通行各省，俾改建时有所遵循，他如民刑候审室，应与各该庭接近，卷宗室应自成一部，宿舍应与办公室分离。凡于实用便利，而可防患未然者，皆宜明订颁行。则此后建筑咸有定制，而款项亦不致虚靡矣。”（沈家彝：“沈顾问条陈视察直鲁等省司法事宜”，载法权讨论委员会编：《考察司法记》，页59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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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蔡枢衡：“近四十年来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载氏著《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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