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有关法院判决、裁定的内容均引自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即“(2009)浙金刑二初字第1号”和“(2010)浙刑二终字第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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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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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这是笔者对浙江民间融资领域的一种类型分析，很多融资案早脱离了“一个人向社会公众集资”的初始阶段，而是角色极为复杂的共同参与、互相博弈的过程。小资金者犹如“卒”，既是“车”手中的工具，也常常以一博十；那些有公权背景的持资者犹如“炮”，可以隔山取利；卒可以将军，帅可能是傀儡。这其中，实业经营与非法占有是两可的，受害人和加害人身份是模糊的，错误认识与嫁祸意识是混同的，因果关系与危害后果是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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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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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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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参见刘明祥：“论诈骗罪的主客观特征”，《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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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英）马林诺夫斯基、塞林：《犯罪：社会与文化》，许章润、么志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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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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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相反，根据行为本身，就可以直接认定盗窃罪、抢劫罪，很少需要考虑其他法律的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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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参见（日）京藤哲久：“欺瞒交易与刑事责任”，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二），金光旭等译，法律出版社和成文堂2000年联合出版，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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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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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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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52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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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对所有经济犯罪、法定犯都应当进行层级分类，采用不同于自然犯的定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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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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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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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大谷实，见前注[5]，页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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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王卫国：“金融欺诈对商事立法的挑战”，载陈光中主编：《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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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大谷实，见前注[5]，页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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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mment to § 223.3 at 192．转引自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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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大谷实，见前注[5]，页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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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大谷实，见前注[5]，页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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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约书亚·德雷斯勒，见前注[13]，页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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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类似案件的“受害人”多为第一代富翁，其财富积累并非知识优势的产物。一夜暴富之后不退隐山林、安度晚年，反而盲目投资，以农业社会的知识结构参与信息时代的竞争，系自食其果。刑法过于保护他们，会阻碍投资领域的更新换代，不利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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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英）马林诺夫斯基、塞林，见前注[7]，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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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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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增订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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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本文加引号的关于吴英案的陈述，均引自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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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日）林干人：《刑法各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31。转引自刘明祥：《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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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林钰雄：“论诈欺罪之施用诈术”，《台大法学论丛》2003年第3期，页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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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大谷实，见前注[5]，页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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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大谷实，见前注[5]，页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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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参见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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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林钰雄：《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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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京藤哲久，见前注[10]，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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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张明楷，见前注[26]，页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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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王卫国，见前注[18]，页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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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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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这并不是说，盗窃、抢劫罪的认定就不需要考虑伦理因素，但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对什么是盗窃、抢劫行为，只能进行客观、形式判断，伦理因素只能在违法性阶段考虑；对什么是诈骗行为，首先就得进行实质判断，即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就已经开始进行伦理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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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日）神山敏雄：“经济犯罪及其法律对策”，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重要问题》（二），金光旭等译，法律出版社和成文堂2000年联合出版，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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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吴丹红：“不要让舆论决定吴英生死”，载《环球时报》2012年2月18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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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乐启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5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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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林钰雄，见前注[33]，页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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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参见李有星等：《浙江省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报告》，调研报告，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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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林钰雄，见前注[33]，页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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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林钰雄，见前注[33]，页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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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我的论述不是规范学上的，也不涉及具体案例和个人，更多着眼于整体考量，反对者也就不必寻找特例反驳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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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法）乔治·索雷尔，见前注[42]，页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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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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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林钰雄，见前注[33]，页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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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陈旭：《民间融资的罪与罚—记光华法学院第五期刑法前沿论坛》,http://www. ghls. zju. edu. cn/redir. php?catalog_id =96&object_id = 40307，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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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张明楷，见前注[26]，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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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英）Ronald Blackburn:《犯罪行为心理学》，吴宗宪、刘邦惠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页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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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吴国平：“建设法治金融的理性思考”，《金融与保险》2001年第8期，页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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