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参见（日）佐久间修：《刑法总论》，成文堂2009年版，页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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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事实上，有该说论者就明确提出，应在违法层面肯定成立共同犯罪，然后再根据各自的责任定罪量刑（张明楷，见前注[3]，页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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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参见（日）十河太朗：“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之现状与课题（1）”，《爱媛法学会杂志》第29卷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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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日）中森喜彦：“判批”，《判例评论》第4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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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日）浦和地判平成3年3月22日判时1398号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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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日）最大判昭和33年5月28日刑集12卷8号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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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现在一般认为，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间的对立，并非共同正犯所特有，此问题同样存在于狭义的共犯（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9年版，页406;（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10年版，页396；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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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有关学说之争，参见（日）龟井源太郎：《区别正犯与共犯》，弘文堂2005年版，页19以下；陈家林，同上注，页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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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参见（日）井田良：“共同正犯基础理论”，《现代刑事法》2002年第2期；王昭武：“教唆犯从属性说之坚持与展开”，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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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本文中的“共犯”采取广义的共犯概念，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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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近年来，日本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共谋的射程”这一研究路径，但其研究尚限于解决共犯的错误、承继的共犯等具体问题，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参见（日）十河太朗：“论共谋的射程”，载川端博等编：《理论刑法学探究3》，成文堂2010年版，页73-110;（日）桥爪隆：“共谋的射程与共犯的错误”，《法学教室》2010年第8期；（日）前田雅英：“共谋的射程与承继的共同正犯”，《警察学论集》第51卷第11号）。受其启发，笔者在国内率先研究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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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参见（日）最决平成16年10月19日刑集58卷7号645页、（日）最决平成18年3月27日刑集60卷3号382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页414;（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版，页30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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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日）岛田聪一郎：“广义的共犯的一般成立要件”，《立教法学》第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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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参见（日）最大判昭和33年5月28日刑集12卷8号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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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山口厚，见前注[3]，页5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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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现在论及共同正犯的本质，就是指该意义上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但严格意义上，两说应分别称为“缓和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与“缓和的行为共同说”。因为，与之相对应，一度曾有“非缓和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主张全体共犯成立重罪的共同正犯，均成立重罪，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仅持轻罪故意者，只科处轻罪之刑；一度也有“非缓和的行为共同说”，主张只要存在行为的共同，即便是杀人与放火这种完全不同的构成要件之间，也有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对共同正犯的成立范围并无限制。然而，只要立足于以构成要件为基轴的犯罪论，就不能无视构成要件的限制机能，因此，行为共同说也并非是说，即便是与构成要件毫无关系的行为的共同，也成立共同正犯，仍然必须可谓之是通过实行行为共同实现了构成要件。因此，行为共同说的主流观点认为，作为共同正犯的成立要件，需存在构成要件的重要部分的共同（前田雅英，见前注[3]，页481）,或者是作为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实行行为的共同（参见（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成文堂2008年版，页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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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1年版，页462;（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成文堂2010年版，页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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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I》，有斐阁1975年版，页365；山口厚，见前注[3]，页303;前田雅英，见前注[3]，页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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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参见（日）井田良：《刑法总论之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年版，页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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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在上例中，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甲成立杀人罪的单独正犯与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那么，二罪处于何种关系呢？可以想见的处理方式有三种：想象竞合、包括的一罪和法条竞合，但该说论者对此几无论述，其解决方法并不明确。具体评述参见（日）十河太朗：“共同正犯的抽象的事实错误”，载懒川晃编：《大谷实先生喜寿纪念论文集》，成文堂2011年版，页30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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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高桥则夫，见前注[17]，页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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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桥爪隆，见前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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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西田典之，见前注[13]，页398。另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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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参见（日）山中敬一：“共同正犯论之现在—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现代刑事法》2001年第8期。另见黎宏，同上注，页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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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井田良，见前注[19]，页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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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十河太朗，见前注[20]，页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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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参见（日）大谷实：“论共犯与身份”，《同志社法学》第56卷第5号；（日）川端博：《集中讲义·刑法总论》，成文堂2007年版，页371；陈子平：《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370；张明楷，见前注[3]，页358以下；黎宏，见前注[23]，页262以下。另外，也有判例明确采取行为共同说的结论（参见（日）东京地八王子支判昭和33年12月26日一审刑集1卷12号2158页；魏磊：“卜玉华、郭臣故意杀人、抢劫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9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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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50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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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参见陈兴良：《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19；陈家林，见前注[13]，页73；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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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张明楷，见前注[3]，页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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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另外，我国《刑法》第25条第2款明文否定过失共同正犯，但司法实务中涉及过失共同正犯的案件并不鲜见，理论上仍有研究的必要。因为，理论研究虽必须服务于司法实务，但其使命更在于引导司法实务，为司法实务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路径，进而影响立法。若采取行为共同说，只要求具有共同实施实行行为的意思即可，就可为进一步研究过失共同正犯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反之，采取部分犯罪共说则无异于“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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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张明楷，见前注[3]，页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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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日）大谷实：《刑事司法之展望》，成文堂1998年版，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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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参见（日）松原芳博：“共犯之诸问题（1）”,《法学セミナ一》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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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十河太朗，见前注[2]，页10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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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按照具体的法定符合说，对甲而言，本案错误属于方法的错误，能阻却故意。参见西田典之：“论共犯的错误”，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3）》，有斐阁1984年版，页10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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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桥爪隆，见前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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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参见（日）铃木彰雄：“共谋共同正犯中‘共谋的射程’”，载川端博等编：《立石六二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页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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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十河太朗，见前注[2]，页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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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参见王昭武：“共犯关系的脱离”，日本《同志社法学》第58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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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日）东京高判昭和48年3月26日高刑集26卷1号85页。另见（日）大阪高判昭和62年7月10日高刑集40卷3号720页；（日）福田平：《全订刑法总论》，有斐阁2004年第4版，页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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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参见（日）最决平成元年6月26日刑集43卷6号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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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参见（日）东京高判昭和60年9月30日判夕620号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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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桥爪隆，见前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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