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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犯存废刍议  [PDF]
吴振兴
法学研究 , 1994,
Abstract: 在我国学术界,研究吸收犯的专题文章很少。甚至在论及非数罪并罚的几种情况时,对吸收犯也多未问津。外国学术界同样如此。几年前,中国政法大学在京主持召开的罪数理论研讨会上,探究了吸收犯的存废问题。会上,保留说。与,取消说。各抒己见,自论其理。吸收犯的存废涉及到罪数形态的理论模式,以及吸收犯与其他几种罪数形态的界限,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释  [PDF]
刘明祥
法学研究 , 2011,
Abstract: 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教唆犯从属性说无存在的法律基础,用此说来解释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中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不具有合理性。应当将其解释为被教唆的人没有按教唆犯的意思实施犯罪,具体包括四种情形:(1)教唆犯已实施教唆行为但教唆信息(或内容)还未传达到被教唆的人;(2)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3)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还未为犯罪做准备;(4)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后来改变犯意或者因误解教唆犯的意思实施了其他犯罪,并且所犯之罪不能包容被教唆的罪。
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  [PDF]
车浩
法学研究 , 2010,
Abstract: 如何理解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刑法理论存在多种解释方案。在立法论上,可以从两罪法条竞合但刑罚轻重失序的角度展开修法必要性的论证。在解释论上,无论是将两罪解释为法条竞合进而主张“重法优于轻法”或者主张想象竞合犯而“从一重罪处罚”,在法理上都难以自洽。较为妥当的解释方案是,缺乏有效同意是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具备有效同意则是嫖宿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此两罪是互斥关系。同意效力判断的关键在于幼女是否属于具备性同意能力的卖淫幼女。这不仅能够合理说明类法益对刑法章节设置的指导意义,而且有利于维持保护幼女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口袋罪”的应然态度和限制进路  [PDF]
陈小炜
- , 2015,
Abstract: 口袋罪问题是我国刑法立法论和教义学中的一个兼具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似乎对其有些偏见,关注自然不多。我国口袋罪兼具正负价值,口袋罪弹性过大,内容过广,打击面过大,造成司法混乱,严重威胁罪刑法定原则实现,但是口袋罪也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口袋罪同样不能用来嘲笑和讥讽。我国口袋罪应当确立适当的哲理基础,口袋罪立法时必须尽可能顺应民意,口袋罪刑法规制要遵循罪刑法定和谦抑性原则,立法和司法都应当严格抑制口袋罪名的产生、扩张乃至异化,避免与非犯罪化相抵牾。并且分别针对具体口袋罪,围绕立法上"小口袋化"和在司法实践中"去口袋化"提出口袋罪限制路径的个性化建议。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与刘明祥教授商榷  [PDF]
周光权
法学研究 , 2013,
Abstract: 如果体系性地考虑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以及分则关于拟制正犯的规定,就应该认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采用区分制而非单一正犯概念,共犯从属性说应该得到肯定。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只能解释为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状态。如此解释既有助于维持共犯的实行从属性,坚持刑法客观主义,也不会放纵犯罪。对于教唆信息完全没有传递给被教唆人、被教唆人明确拒绝教唆、被教唆人虽接受教唆但尚未开始实施预备行为等情形,教唆行为对法益的危险仅仅停留在教唆者内心,不能成立非共同犯罪的教唆未遂。将上述教唆行为评价为教唆未遂,是对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曲解,没有体系地解释刑法规范,有走向刑法主观主义的危险。
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  [PDF]
陈洪兵
法学研究 , 2015,
Abstract: 传统的危险犯二分说存在疑问,在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应存在一个独立的危险犯类型——准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5个“足以”型危险犯、3个危险物质型危险犯、3个破坏公用设施型危险犯、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非法携带枪支等危及公共安全罪以及污染环境罪,均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其罪状中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危及公共安全”以及“严重污染环境”等表述,是对行为对象的性质或者行为本身属性的要求,旨在使其区别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关犯罪,而非表明只有已经发生了现实、紧迫的具体危险才成立相应犯罪。
谈谈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作斗争的几个问题  [PDF]
欧阳涛,袁作喜
法学研究 , 1982,
Abstract: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罪与罪和罪与非罪界限的一种犯罪。正确地认定和处理这种案件,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再探讨――基于立法例的分析  [PDF]
何承斌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Abstract: 按照通说,牵连犯乃实质数罪但科罚一罪,我国立法例是选择性地对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作出多种规定,从而造成了立法的不和谐,也引发了牵连犯在实务中处断的疑惑。同单独的数罪相比,牵连犯的本质是实质数罪,尽管牵连犯的数行为具有牵连关系这个特殊性,但不能成为否定牵连犯应当并罚的理由,牵连犯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取决于数个犯罪之间的牵连关系,而是根本上取决于其所构成的犯罪的性质、个数和情节等。因此,“数罪并罚说”更为妥当。
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  [PDF]
刘宪权
法学研究 , 2009,
Abstract: 罪数形态作为一罪与数罪中诸种复杂的犯罪形态的总称,其既区别于典型一罪,也区别于典型数罪。罪数形态理论既涉及罪数的判定,也涉及罪数的处罚,罪数形态的体系定位应为兼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二元论。在罪数的判断标准上,应注意将形式上罪数的区分标准与法律评价上罪数的处断标准相区别,形式上罪数的区分标准只能是犯罪构成,法律评价上罪数的处断标准则应考虑罪刑均衡、诉讼效益等原则。犯罪构成的复数性、非典型性与法律后果上的不并罚性是罪数形态的两个基本特征。应以有无刑法规定为标准,将罪数形态分为法定的罪数形态和处理的罪数形态两类。
但书、罪量与扒窃入罪  [PDF]
梁根林
法学研究 , 2013,
Abstract: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扒窃应否一律入罪、但书是否得为扒窃的出罪依据之争,困扰着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对但书及其规制下的罪量类型、政策机能、体系定位、出罪机制的基本共识,消除刑法知识转型时代不同话语系统囿于语境差异的对话困难。通过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与我国刑法规定为背景,立足于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融通,分析我国刑法特有的罪量要素的类型与政策功能,可以认为,扒窃包含为但书所规制并须结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行涵摄的罪量要素。从扒窃行为的客观不法与“扒手”的人的主观不法两个维度,才能揭示扒窃的规范含义,并据以依次判断扒窃行为是否该当扒窃型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不法行为定型,既表明我国刑法包含涵摄罪量要素,也展现了我国刑法以行为不法为基础,重视人的不法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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