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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2015 

国家主席、元首制与宪法危机

Keywords: 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卡里斯玛,接班人,三位一体,宪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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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文旨在探讨1949年以来国家元首制在中国宪法上的呈现方式与跌宕变迁,并借助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一般意义上的政体类型学,解释新中国的宪法更迭与宪法危机。元首制问题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席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将卡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转化为宪法体制上的国家元首,以及政体类型学上的法权安排。从1949年体制中的“委员会制下的主席身份”到“五四宪法”中的二元政体结构,制宪者试图将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和官僚制结合起来,但这一不稳定的结构使得卡里斯玛可以轻易地废除官僚体制,从而演变成“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的卡里斯玛一元体制。在后卡里斯玛时代,国家元首制在“八二宪法”中经历了从分权制到“三位一体”的不成文宪法变迁,最终以宪法惯例的方式稳定下来。国家元首问题是贯穿历次宪法危机的主线,需要历史主义的梳理和规范主义的分析。

References

[1]  中国自清末立宪至今到底有多少部正式的宪法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各种宪草更是层出不穷,详细的资料整理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都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国家元首,这是政治和法律理论的普遍共识。但各国宪法未必会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就需要通过一般的宪法理论和实践进行识别。新中国历部宪法中均未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因此同样需要具体识别,但通常都认为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时,国家主席即国家元首。关于中国历部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识别,参见邹奕:“论我国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认定——基于认定方法的检讨”,《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
[3]    在国际法中,因为涉及到外交礼仪、联络以及豁免等问题,联合国会明确区分并列明一国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和外交部长,藉此可以看出上述前三种体制的差异以及第四种体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在联合国的界定中,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参见HEADS OF STATE, HEADS OF GOVERNMENT,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Protocol and Liaison Servic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i.nt/protocol/documents/Hspmfm.pdf,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7日。
[4]    关于中国宪法体制中的卡里斯玛、“权威代际递减律”与宪制的可能性,详细的分析参见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中“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一文,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69-86。
[5]    参见许崇德:《国家元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散见于本文其他注释。
[8]    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制宪权——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一文,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页183-254。
[9]    谭平山:“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载《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页309。
[10]    参见许崇德,见前注[6],页99。
[11]    强世功,见前注[7],页25。另参见焦洪昌、马骁:“国家主席制度流变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2]    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载《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页313。
[13]    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而非议会制,毛泽东在1948年有个说明:“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取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力等。”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36。另参见何俊志:《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36-148。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293。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54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634。
[16]    强世功教授将此解释为政治主权与宪法主权的分离,毛泽东享有政治主权,刘少奇享有宪法主权。参见强世功,见前注[7],页26。
[17]    参见许崇德,见前注[6],页449-456。
[18]    仅在法律意义上讲,“七五宪法”中国家元首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典型的集体国家元首制,“七八宪法”中的国家元首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详细的分析参见邹奕,见前注[2],页66-69。
[1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63。
[20]    参见许崇德,见前注[6],页602-603。
[21]    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页437-438。
[22]    同上注,页111。
[23]    这里的“两个机关”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见前注[14],页85-86。
[24]    见前注[14],页198-200。
[25]    见前注[14],页111-112。
[26]    许崇德,见前注[6],页191。伏罗希洛夫元帅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27]    胡弘弘采访:“蒋碧昆教授回忆1954年宪法”,载韩大元,见前注[14],页520。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页229。
[29]    同上注,页249。
[30]    见前注[21],页288、289、292、300-302、304、315。另参见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页163-179、217-229。
[32]    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翟志勇:“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
[33]    周林刚:“宪法概念的变迁: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
[34]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1],页324-326。
[35]    参见(美)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133-134;(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342-362。
[36]    许崇德,见前注[6],页214。
[37]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支配结构是基于合理制定的规则体系,家父长制支配结构建立在传统的神圣性上,而卡里斯玛的支配结构基于具体个人的权威,既不依赖理性规则,又不依赖传统。当然,这三种都是纯粹的类型,真实历史中的支配形态乃是这些纯粹类型的混合或变形。参见马克思·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9-20。
[38]    关于1956-1957年内政外交的变局与困局,及其对毛泽东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参见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页368。
[40]    许崇德,见前注[6],页419;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421。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142、147-148。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的真实想法不得而知,一般认为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在外交礼节上的迎来送往所累,想要摆脱这些形式上的工作。从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前后的实际工作来看,减少的工作确实也就是这些礼节上的工作。
[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321、339。
[43]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废除党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总书记。另外,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44]    参见强世功,见前注[7],页25-28。
[45]    “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描述,如果“三位”是指职位的话,实际上应该是“四位”,因为军委主席又分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只不过现在两者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如果“三位”是指党、政、军的话,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主席并不享有完整的行政权,因为国务院并不向国家主席负责和报告工作。由于“三位一体”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本文继续沿用。
[46]    江泽民:“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603。
[47]    参见马岭:“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的规范与实践”,《法学》2014年第4期;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江登琴:“规范与现实之间:自1982年宪法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中国宪法年刊》(2011),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明确以“元首”来定位国家主席。
[49]    参见胡勇:“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50]    胡鞍钢曾对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做过分析,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1]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219。
[52]    代议民主体制下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与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的比较分析,参见David F. Prindle, Head of State and Head of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1, No.1, 1991, pp.55-71.
[53]    事实上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联合国成员国中实行集体国家元首制的只有四个国家,即瑞士、波黑、安道尔、圣马力诺。中国被视为单一元首制,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Head_of_state#cite_note-3,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7日。国家元首行使的部分职权需要经由议会的审议或批准,这是普遍的权力分配规则,并不因此构成集体元首制。
[54]    周林刚,见前注[26],页49。
[55]    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20。
[56]    麦迪逊,见前注[28],页133-134。
[57]    汉密尔顿等,见前注[28],页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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